半職爸爸:孩子在人生路上的3件東西

老子《道德經》開首兩句如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關於第一句,我看到差不多所有的解釋都是這樣的:道理如果可以說出來,就不是恆常的道理。不過,我自己沒有任何學術基礎的理解如下: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的意思是:一條道路如果靠人後天開鑿出來的,這條道路將來也很容易被別的道路取代;第二句「名可名,非常名」的意思是:一件物件如果你可以幫它命名的,那麼將來別人也會很容易給它另外一些名字。總而言之,這兩句強調,人為的東西,因為人力而起,未來也會因為人力而變,這些人為的東西,是無法持久的。 以「外力」教導孩子 易入歧途 我們教導孩子,其實也是這樣。你用「外力」規範他,效果雖有,但無法持久,當有第二種「外力」出現,你之前施加的「外力」完全白費。你用「名成利就」引導孩子讀書,他信以為真,努力讀書,考入名牌大學,畢業後任職跨國企業,平步青雲,但踏入30歲,更大的「名成利就」吸引了他,於是他醉心投機,以至鋌而走險,從事詐騙勾當,最後墮入法網,身敗名裂。當他身陷囹圄,他才發現「名成利就」根本就不是一條「常道」。這條道會改變,中間風光不好看,終點也不是他本來想去的終點。 相反,如果教導孩子,我們仔細觀察他,了解他,找出他的長處,找出他的興趣,鼓勵他相信自己,發掘他自己的內在動力,然後用「內力」去引導他,那麼孩子就不會那麼容易受「外力」錯誤引導,走上一條他無法享受也無法持久前行的道路。 很多家長都喜歡用「外在功利」角度去為孩子謀劃幸福,只有少數家長能夠堅持用「內在價值」角度去為孩子籌謀幸福。譬如說,一般家長以為孩子將來職業愈「好」,收入愈高,就愈幸福,可是,外國已有研究說明,一個人是否感到幸福,更多是基於人際間親密的關係而不是收入多寡。 對我來說,一個人天生想得到親密關係,那才是「常道」。 我總是認為,家長應該同意,教孩子做一個好人比教孩子賺更多錢,重要得多。但是,現實上,更多家長花時間去想如何令孩子將來賺更多錢而不是做一個好人。對我來說,一個人天生想得到親密關係,那才是「常道」。一個孩子,大概不會天生立定決心要做一個最有錢的人。 所以,有3件東西,我認為家長最應該教育孩子:第一是孩子應該明白什麼是人格、什麼是良心和什麼是設身處地為他人着想;第二是學會跟人建立親密關係;第三是透過閱讀、音樂、藝術活動、體育活動或其他非功利活動,得到內心的滿足。 認識一些人,賺了很多錢,但一直沒有能力透過看電影或讀書得到很大樂趣。我覺得他們比很多沒有恆產的年輕人都窮。 文:張帝莊 作者簡介:資深新聞工作者,曾採訪多個「第三世界」國家,卻認為自己的家更值得探索。既是悠閒的寫字人,又是忙碌的爸爸。 [Happy PaMa 教得樂 第26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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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職爸爸:粉紅兔與一個快樂的傳說

希特勒偷走了粉紅兔(網上圖片) 去年6月,在這裏寫過一篇《大變前夕 兒童二戰回憶錄》,談二戰期間用兒童視角寫成的幾本作品,包括英國作家Judith Kerr(朱迪斯.克爾)寫的When Hitler Stole Pink Rabbit(《希特勒偷走了粉紅兔》),當時我是這樣寫的:「當異見分子被捕下獄,言論自由收緊,惡法出爐,警權加大,教育受到嚴密操控……悲劇的帷幕已經打開。一個接着一個愈來愈巨大的悲劇出現,不是沒有先兆……日常生活的許多『細微』變化,兒童都看在眼裏,記在心頭。」 布偶象徵被犧牲的人 今天重看一遍《希特勒偷走了粉紅兔》,我想說的已不是當年德國和日本那種「大禍未臨及早循逃」的教訓,不是蘇軾所說的「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而是我突然為那隻因逃難而被主人拋棄的布偶粉紅兔感到莫名的悲哀。朱迪斯.克爾的自傳體小說提到她們一家逃離德國的情形,那時是1933年,眼看希特勒快要贏得大選,她的爸爸(一個猶太裔的知名異見作家)決定讓一家人及早離開。「媽媽說每人只能帶一個玩具。」9歲的朱迪斯不明白什麼叫做逃難,她在毛茸茸的小狗玩具和粉紅兔之間,決定帶走了小狗,從此再沒有見過那隻她心愛的粉紅兔。 許多年後,她寫這段經歷,念念不忘的,卻是那隻她沒有帶走的粉紅兔。 她想像,粉紅兔和她老家的房子一樣,已經落在希特勒手上,其他,逃不掉的,還有許許多多的猶太人。在許多大人心目中,一個布偶不是什麼,可是,在兒童眼裏,一個布偶,盛載的不是棉花,而是溫暖和存活的價值。 假裝快樂仍然是悲哀 大人做的決定很奇怪,每年可以花幾萬以至十幾萬元,帶子女去外地旅行,可是旅行途中,孩子遇到一個很想買的布偶,可能只是100多元,父母就是不願意買一個送給孩子。 大人心目中的世界名勝,對孩子來說很可能沒有任何意義,可是一個在外地買的布偶,可以帶着這個玩具搭飛機回來的經歷,孩子可能會記憶一輩子。 朱迪斯寫這本書時是1971年,距離逃難時已超過30年,那是為她的孩子而寫的童年回憶錄。遙想當年,逃亡以及成為難民,在孩子心內不過是一場冒險,但是幾十年後,歷盡世情,將今天的自己代入當年孩子的處境,惦記的是拋棄了的粉紅兔。假裝冒險的童年快樂,最終仍是一種難以言喻的無盡悲哀。 想起意大利導演Roberto Benigni(羅拔圖貝尼尼)1997年拍的電影Life Is Beautiful(《一個快樂的傳說》),兩父子被關在集中營,父親假裝這是一個遊戲,讓孩子活在快樂的「傳說」之中,結果孩子成功通過考驗,父親則為着這個謊言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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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職爸爸:兒童的權利

為什麼我們要保障兒童的權利?不同人有不同的理由,我自己想到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保護兒童是最有效率的。 保護大人無知 更耗資源 兒童雖然脆弱,但給他們相對不多的東西,就可以保護他們。吃的,住的,關懷,愛心,聆聽,溝通,就可以給兒童足夠的保護。一個兒童沒能買玩具,看到另外一些小孩有很多玩具,可能會有點悶悶不樂,但是,只要他身邊有愛護他的人,願意陪他玩,他就會得到快樂。他的快樂就得到了很好的保護。 保護一個兒童,大人付出不多,就可以發揮很大的效果。 普遍來說,兒童將來活着的時間,比大人和老人長,以生命的時間來計算,保護了一個兒童,等於保護了2個大人或者3個老人,或者,換一個說法,保護兒童,是保護了我們這個族群的未來。 相反,保護一個大人,我們要付出更多。我們要用更多資源去保護大人的「玩具」,即是車子、房子、股票、黃金、外幣戶口、工資數字、社會地位,以至大人愈來愈不可收拾的自尊心。我們還要處理大人更巨大的憂慮和恐懼,更巨大的貪婪和權力慾,更巨大的自大和無知。 要粉身碎骨 還是要為鎮暴歡呼 如果一個地方,連兒童的權利都保護不了,其他人的權利,自自然然,只會被剝奪得更嚴重。 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付出,你也付出不了,卻對別人說以後遇到大問題,隨時找我幫忙好了,說這些話的人,一定是騙人的;而假如說這些話的人,還擺出一副義正嚴辭的樣子,那麼,他們不僅騙人,還一定是無恥的。 觀乎過去兩個多月,權力機關的各種表現,我很懷疑,還有多少家長相信,這裏是一個能給孩子保護的地方。我們能夠保護他們相信正義、公正和承諾嗎?我們能夠保護孩子不至於相信有權力的人都滿口謊言嗎? 當孩子長大了,在街上遇到身穿白衣或藍衣的持刀人士,他們應該報警還是應該禱告?當孩子長大後,看到憲制性文件列明的個人權利,他應該慶幸,還是應該懷疑?當社會出現不公義的情况,長大了的孩子,應該學會了不平則鳴,還是應該學會了噤若寒蟬?他們應該學會諂媚,識時務者為俊傑,還是應該學會接受被辭職、被判監和被驅逐?他們要學會粉身碎骨,變成坦克車下的血漿,還是要學會和白衣人握手,為鎮暴而歡呼? 這個地方,還是一個值得信任可以保護兒童的地方嗎? 一廂情願,以為保護兒童很容易,其實很難。其實,保護任何一個人,從歷史來看,也是極不容易的事。只是,到了某個重要關頭,我們最先想的,總是年輕人,總是兒童,總是那個可望而不可即、永遠都無法確定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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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職爸爸:生命的重量

成了一個人的爸爸或者媽媽,對於孩子,抱的究竟是怎樣的心情? 有些父母希望子女成績好,考入名校,將來做一份好工,有高收入,然後有一個幸福的家庭。這樣的想法,很多父母都有,你有,我也有,沒有任何不對的地方。問題是,這其實只是作為父母對子女的其中一種期望。這種期望,是很多很多期望的其中一種,而且,到了關鍵時候,這種期望並不是最重要的,這種期望比起其他期望,排名其實很低。例如,當你子女出現殘疾時,你更期望的不是子女的成績和收入,而是健康;又例如,當子女命危時,你更期望的不是子女的身分地位,而是孩子的生命。你當然願意讓孩子失去了名校、成績、收入和地位,去換取健康的生命和正常的生活。 生命是社會最重要的持份 孩子愉快充實,有正常生活就好,這才是大多數父母所應該期盼的。 如果有家長整天想着,孩子哭鬧不對,不問孩子想的是什麼,只是不管如何都要孩子吃盡苦中苦,誓要逼迫孩子將來成為她眼中的人上人,成為社會的重要持份者,那麼,這個家長抱的,絕對不是一個有人性的家長應抱的心情。她只是一廂情願,把錯誤而且殘酷的價值觀塞在無辜的孩子身上。 什麼是社會上的重要持份者?高收入的人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月薪約40萬港元,對比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月薪約1萬人民幣,根據「持份者至高無上原教旨主義」理論,林鄭月娥是不是可以瞧不起月薪僅為她四十分之一的中國國家主席?(題外話,認為一國重於兩制的人,首先是不是應該建議行政長官等問責官員,薪酬制度應向中國體制看齊?) 任何合理的人都應該知道,我們評價一個人,不是看他獲取了多少,而是看他付出了多少。所有家長都應該知道,孩子的付出,才是值得讚賞的,不一定是因為各種原因而得到的「分數」。 所有家長都應該知道,孩子的生命本身,已經彌足珍貴,一個生命,已經可以構成社會上最重要的持份。 付出才值得讚賞 很多年輕人,都知道他們是社會重要的持份者,所以才願意冒着失去自由、傷殘甚至死亡的危險,站出來表達他們對社會的憂慮和意見。他們擁有的生命,就是社會的重要持份,相對來說,其他反而不是重要的持份,一條天價鐵路不是,一個只有幾十年歷史的圖騰也不是。最重要的持份是什麼?答案當然不是錢,不是任何死物(即使有所謂重大的象徵意義),而是生命。 寫此文間,驚悉將軍澳連儂牆發生斬人案,其中一個被斬至重傷的年輕人是即將入職我所在雜誌的同事。無法釋懷,亦無法釋怒。一個地方,生命安全若無法確保,是年輕人的責任還是手握大權的人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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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職爸爸:如果一個抱抱就能保護你

很奇怪,女兒小時候我鼓勵她看書,不大看電視,到她弟弟長大讀小學了,我反而很「縱容」,不但給弟弟看電視,而且專給弟弟看他最喜歡的打打殺殺超人劇集。弟弟讀小學一年級了,懂了一些字,每每自己翻閱我珍藏的八十年代復刻版《龍虎門》,一頁一頁,手不釋卷,如癡如醉。故事劇情似懂不懂;拳腳交加,飛腿踢斷大樹,則看得眉飛色舞。書中文字,不知認得多少,每遇疑難,即追着父親大人細問,這個字和那個字怎生讀法,問的,都是招式名字。過了一段時間,降龍十八腿、電光毒龍鑽等招式,倒背如流,琅琅上口。 會使出毒龍鑽的弟弟也要抱抱 弟弟喜歡看超人影碟,看至廢寢忘食,不時惹來母親大人責罵。他總是一臉委屈,目光投向我求救。每遇這樣的情景,我總是張開手臂,讓他撲進懷內,然後給他一個緊緊的擁抱。 那意思就是:「不用怕!不用怕!爸爸在這裏!」孩子媽媽這時候就會狠狠地瞪着這個為老不尊的孩子爸爸。 弟弟經過這樣的栽培,潛移默化,平時喜歡一邊幻想前面站着許多壞人,一邊對着空氣揮拳踢腿。見此,媽媽在生氣,爸爸在壞笑。弟弟知道,遇到緊要關頭,爸爸自然會給他一個抱抱。他自自然然也懂得,任何人遇到緊要關頭,都要給對方一個抱抱。所以,當父親大人被母親大人喝罵「又食糖」或者「肥死你」時,弟弟總是第一個撲出來,張開雙手,給我一個最大的抱抱。那意思就是:「爸爸,不要怕,萬大事有我!」 30年前的天安門和今天的香港 那天,一家人夜歸,將軍澳一帶,示威的年輕人未散,氣氛惶惶,怕的是警察。回家,讓弟弟先睡,然後關好窗戶,以防第一千八百零一個催淚彈的硝煙潛入屋中,擾人清夢。我打開電腦,和女兒看了一齣西班牙神秘電影。內容講述一個女人在雷電交加的一個晚上,透過一台舊電視跟30年前一個男孩進行了視像通話,女人知道那男孩即將遇難死去,她必須事先警告那男孩…… 女兒愈看愈怕,忽然說:「爸爸,保護我!」 我心裏一陣感觸,望了望電腦屏幕,又望了望窗,最後只能給女兒我所能給的最大擁抱。如果一個抱抱,就能保護孩子,我願意給無數個這樣的抱抱。 那是一齣關於時空穿越的神秘故事。現實上,30年的事,好像也貫穿了。一群年輕人上街,然後官方給了「暴動」的定性;有子彈,有絕食,有眼淚,有血;那邊的毛澤東的畫像被潑墨,風雲色變,這邊的國徽被塗污,硝煙鎖城;孩子吃不飽,媽媽躲在家裏為捱餓的孩子哭;然後一個月過去,兩個月過去,官方沒有回應,年輕人沒有撤走;那些嘴臉,那些罪名,然後一堆搜捕,一堆出走,一堆文過飾非,一堆倒果為因,一堆嫁禍栽贓…… 如果30年前的天安門,給年輕人一個抱抱就能平安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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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職爸爸:最可怕的不是打架

孩子打架,雖然不對,但也不是天大的事。自有人類出現以來,打架就已出現,完全不值得大驚小怪。不要說小孩打架,就是讀了幾十年書做了幾十年人的人,到了某個關頭,大打出手,似乎也不能稱為「不可思議」。打架背後,是一種具理性思維之考量也好,是一種物競天擇的遺傳基因作祟也好,打架的人,總有打架之緣由,就算稍加分析,即知打架達不到任何目的也好,我們見怪不怪,很多時對打架這種在文明社會顯得奇怪但仍普遍之現象,視為沒什麼好說。 我也覺得,打架平常之至,再怎麼說,也很難說出什麼高論。但最近看到香港之異象,我卻不得不為一連串的襲擊而感到害怕。 獲授權者職能失效更可怕 打架不可怕,可怕的是,手段卑劣的襲擊,竟然彷彿能得到獲授權維持文明的權威默許。 情况就好像一場球賽,犯規再多,也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評判縱容某方肆無忌憚作出無數兇狠至極的犯規。這場球賽再這樣踢下去,已經不是球賽。這個運動不因犯規而玩完,而是因為獲授權者職能失效而玩完。 如果一個校長,一意孤行,堅持所有學生的意見都是錯的,結果引發學生以至校友大規模抗議示威,那校長無法收拾,然後,某一天同學走出校門被其他手持武器的暴徒毒打,校長視而不見,另一名與校長立場一致的教職員甚至在現場拍手稱快……那麼,無論之前的爭論是什麼,其實已不再重要,重要的問題是,這間學校,還算是一間學校嗎? 再舉個例子,如果我們的公司請了一個僕人主管,他操控了我們的一切資源,但他自把自為,做了一個很多股東都反對的決定,我們卻發現,無法炒掉他,我們氣得把他的辦公室都塗污了想把他逼走,然後,股東出門,遭到暴徒毒打,我們聘請的護衛遲遲無法現身,而與主管同一陣線的另一名僕人與暴徒言笑晏晏……那麼,即使當初股東錯了,僕人主管對了,這還是一間屬於股東的公司嗎? 人間失格 正在冷笑的球證 現在很多小學都有時事常識測驗,要求學生對時事有所認識,作為家長,如何講解政府職能失效背後的人性醜惡? 日本有「失格」一詞,例如一個女演員失場就稱為「女優失格」,一個人連做人的資格也失去了,就稱為「人間失格」。今天教中小學生時事,「失格」一詞正好派上用場。 眼見一場波,醜陋至此,最可恨的甚至已經不是完全等同犯罪、蓄意傷人性命的犯規球員,而是一邊聲稱會譴責一切犯規行為一邊在旁冷笑的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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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職爸爸﹕世上有比選科更難的選擇

  女兒選科,遇到較大的煩惱。這科全級第一,應該選,可是選了這科,自己喜歡但成績沒那麼好的一科就沒法選了。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女兒的煩惱,對我來說一點也不煩惱。六七月年輕人上街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整整一個月,我擔心的不是其他,而是上街的年輕人,包括她的同學,能不能安全回家,能不能全身而退。只要好好的回家,沒有缺手缺腳缺眼缺臉,那就萬事大吉,成績還重要嗎? 太平盛世,理想的生活有一套標準;亂世衰世,作為家長,能夠祈求的最大幸福就是子女平安。亂世,並不是指議事堂被毁壞,或者任何群眾聚集的場合出現的衝突,而是肉眼看不見的文明支柱塌了下來。一般人容易看到表面的亂象,卻很難看見:「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 有些人寧願亂象紛呈而希望尚存,有些人則只願處身於暗湧埋藏下的風平浪靜裏。前者覺得,有些事不馬上做,就不能心安理得;後者覺得,有些事只要我們暫時不做,就可以安枕而臥。 人的各種取捨,人對何謂好何謂不好,時移世易,往往不可同日而語。幾年前,許多家長還在為孩子不能抽到名校而痛哭;幾年後,家長只能默禱,子女和子女的同學在一次示威後能夠平安無事回家。回望當初,前者之痛哭何輕,後者之痛惜何重。 有人看到議事堂遭破壞而震驚,有人看到年輕人被暴打而悲憤,有人看到交通阻塞而嗟怨,有人看到公義被蓄意殘害而痛心。何者為重,何者為輕,放在不同的天秤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結論。 秩序重要還是個體權利重要? 記得有一本中國人畫的漫畫,是關於文革的,在法國出版,法國編輯問他,怎麼看1989年的「六四屠城」,在漫畫中痛批文革種種的他,選擇了不作正面回應,他說:「文革的教訓就是中國不能亂。」法國編輯儘管不同意他的觀點,還是把他的話刊登了出來。 我很納悶,一件對中國影響極為深遠的大事,即使大家接收到相同的事實和資訊,不同的人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對我來說,文革的教訓是,打倒獨裁,保護個體;但對另一些人來說則是,寧做順民,不要作亂。在這些人心目中,獨裁而有「秩序」比民主而「混亂」更值得捍衛。 所以,打死一些「暴徒」,可以,只要社會「名為治平無事」即可。 歷史上有些人「理直氣壯」,可以做出他們認為「正確」的決定,每想到他們這些「選擇」,總讓我心底不由自主地升起一股寒意。這樣的「人」,在以前固然不少,在今天也不會沒有。 成績重要還是平安重要? 只要稍稍想到歷史轉折時刻一些人的選擇,我們日常的選擇就顯得相當輕鬆。成績重要還是平安重要?家長一定知道答案。選科呢?選成績最好的科目,還是最有興趣的科目?我的建議不一定對,但是,我傾向鼓勵孩子選擇後者。反正,怎樣選,相對其他事,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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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職爸爸:童書中的道歉故事

做錯了事,道歉其實在眾多必須做的事情之中,不是最必須做的。如果孩子打了人,對方受傷倒地,第一時間應該把傷者送院(或通知大人好好救治傷者)。道歉是做了最基本最緊急的東西之後,一種自自然然的良心反應。如果教育孩子,只是一味強調孩子做錯了事要道歉,其實很可能培養出「扮道歉」的孩子。打了人,道歉,或裝扮真誠地道歉,沒用,那不是良心反應,真正要強調的是,打了人,感受到對方的無辜和痛苦,反省到自己的衝動和鹵莽,第一時間補救,扶起對方,準備接受懲罰。 不為惡行感痛苦沒資格道歉 真正的道歉,出自良心巨大的自我譴責,那不是禮貌,不是權宜之計,不是博人同情的策略,不是以退為進的部署,不是心口不一、言不由衷的遁詞,那是出於飽受痛苦和煎熬的靈魂的一種救贖的尋求。最重要的,不是請求對方原諒,而是認識到自己無法輕易原諒自己。 沒有痛苦的道歉,極其量不過是一種公關式道歉。 一個不為自己錯誤行為感到痛苦的人,根本沒有資格道歉。 《逃犯條例》修訂一事,我認為有權力者若感受不到別人的痛苦,不必道歉,可以直接下台承擔責任;上街的年輕人也不必道歉,因為你們本來就不應該承擔痛苦。真正要道歉的,應該是成年人。香港一向重視的普世價值,自由、人權、法治,遭到吞噬,我們沒有好好捍衛。 國王害死世界 年輕人拯救世界 記得Dr. Seuss寫過一本童書,名叫Bartholomew and the Oobleck,故事講述一個國王,下令魔法師要天空落下一些前所未有的東西,魔法師念了咒語,天上果然下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非常濃稠的綠色黏液,那些黏液愈下愈大,把所有動物都黏住了,釀成前所未見的巨災。國王胡亂念一堆咒語,希望可以停止這場風暴,但無論多複雜多艱深的咒語也無法奏效。整個王國陷入絕境,國王悔不當初,他一時的「妙想天開」,一時的「一意孤行」,一時的「任意妄為」,把整個國家的人包括他自己都弄至無法收拾的地步。國王痛苦不堪,但他已沒有任何辦法補救了。一個年輕的侍從走近國王,建議他念最簡單的咒語。國王幾乎用盡生命的力氣說了三個字,結果,綠色的東西停止了,再沒有從天上掉下來。地面上綠色黏液亦慢慢被陽光融掉了。 國王說的那三個字就是:對不起! 只有痛苦地說出這三個字,才算是一場救贖。 整個故事,國王當初的愚魯固然可恨,但是,深入一想,最可怕的不是一個人愚魯,而是這個愚魯的人要做一件愚魯而可怕的事,身邊的人,特別是成年人,竟然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制止他這樣做。最後只是一個年輕的侍從,給了國王撥亂反正、亡羊補牢的機會。 看完這個故事,我希望,統治現實世界的,不是國王,而是年輕的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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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職爸爸:5年前 5年後

5年前,女兒讀小學,對佔中一知半解;5年後,讀中學了,她身邊同學自發參與遊行和集會,反對修訂《逃犯條例》。 遊行當天,舉目白衣人,大部分非常年輕,10多歲,或20歲,我相信其中很多沒有參與過5年前的佔領運動。5年,一個世代,我們的施政者再次製造了一代人的青春回憶。 青春的殘酷物語 5年前的熱血、憤怒、淚水、挫折、失望和殘酷,5年後重新回到現場。製造這些經歷的人,不是命運,不是煽動者,而是大權在握的人一念之差。從天而降的《逃犯條例》把一代人送上一個戰場似的處境。遊行時除了一大群年輕人,還看到一個一手持拐杖一手持標語、滿頭花白的老婦。人龍移動緩慢,老婦的步伐更慢。看着看着,淚盈於眶。這樣的處境,孰令致之? 6.12的集會,是繼5年前佔領運動後另一次大型抗議運動。6月9日的103萬遊行,當權者視若無睹,還有什麼當權者是願意看見的?裝盲的人,早就閉上了眼,看不見不出奇,出奇的是,裝作沒有良心和智慧的人,真的可以沒有良心和智慧。午夜夢迴,他們真的不會驀然驚醒而冷汗淋漓? 5年之後又5年,5年之後又5年,即將完成初中的女兒,5年後,又會面對一個怎樣的世界? 青春不應拋擲在爭取一口自由的呼吸,因為青春本來就與生俱來擁有最自由的呼吸。年輕人為了一口氣,很可能要付出極大代價:遺憾、殘缺和生命。即使明知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年輕人還是站了出來,站在最勇敢的前線。因為他們知道,唯一不能失去的是希望。不是為了自己,不是為了買樓,不是為了從政,不是為了送子女到英國或者大灣區,只是為了守住最後的公義。 「我已坐了400年監」 香港人理應嘆息。青春的生命,原來對許多手操極權的人來說,從來不屑一顧。5年後,對抗着年輕人和至少100萬個發出強烈訴求的市民的當權者,應該怎樣回看這一刻和這一天的晚上所發生的一切? 還能睡得安枕的又是些什麼人? 50年前,美國派人登陸月球,地球上的拳王阿里反對美國參與越戰,他說,不會為了一個壓迫他爭取平等和人權的政權,走到十萬八千里外用槍屠殺更窮或者更黑的人。「我不會逃跑,你要我坐監,好,現在就來抓我,我已經坐了400年監,不介意多坐四五年。你要我為你們戰鬥,此時此刻,就在這個地方,你們從來沒有為我說過一句話。」 登月至今50年;50年後,此時此刻的香港又會是個什麼世界?那時候,現在掌權的人早已煙消雲散,留下的正是今天穿着白衣迎着催淚氣體的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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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職爸爸:女兒作文:每天的悲哀都一閃而逝

女兒連續兩年拿到聯校文創微型小說冠軍。看到她的得獎小說,第一個感覺是女兒成長了,因為她寫的已不是自己的故事,也不是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創作,而是針對社會問題的反思和呈現。小說題目名為《每天》,從開頭到差不多結束,都在流水帳般講述老婦從早到晚的生活點滴。 永遠回到女兒生日那天 「窗外陽光刺眼。她醒了。一陣新鮮的、帶着嫩綠葉香的空氣,讓她確切地記得,今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她卻忘了這個日子為什麼重要。」 老婦看了看日曆,省起當天是女兒生日,打電話給她,她在忙,不耐煩。後來又打電話,女兒生氣。讀着讀着,由同情老婦漸漸變得同情她的女兒。小說到中段,讀者慢慢察覺,老婦記憶可能有問題,她拍錯了門,她忘了燒菜,她疑惑陽台的樹何時長得那麼高。 然後,讀者看到,婦人感到有點悲哀,可是,那種悲哀,也被她很快忘記了。對讀者來說,那才是更大的悲哀吧。 故事到最後,婦人告訴自己,女兒很快會回家吃飯,她留下了菜,走上了牀。第二早上,她醒來。 「窗外陽光刺眼。她醒了。一陣新鮮的、帶着嫩綠葉香的空,讓她切地記得,今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她卻忘了這個日子為什麼重要。」 一切又回到文章開頭,每天如是,好像無止境的輪迴。 讀到這裏,我才明白,為什麼女兒給小說的題目是「每天」。對我們來說,每天都不同,但對那婦人來說,每天竟然沒有什麼分別。 長大了真的是好事嗎? 女兒沒有點明婦人患上腦退化症,可是,寫的明明就是一個患上腦退化症的人。她甚至連丈夫早已離她而去也不知道;能夠記得的,永遠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時的鄰居怎樣,那時的女兒喜歡吃什麼菜。 小說容或仍有瑕疵,可是,能夠把視野從身邊擴闊到社會,就是最大的進步。 進步不應建基於獎項或分數;進步應建基於價值。一個社會進步,不應該用國民生產總值去衡量,我們有更重要的指標。譬如,我們的孩子是否擁有快樂的童年,城裏的動物是否受到善待。又譬如,我們是否仍然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我們是否相信,明天所有人都會得到尊重,都會得到公平的發展機會。 最近女兒的學校讓學生討論《逃犯條例》,同學分別扮演不同角色:政府官員、親政權人士、經常穿梭中港兩地的商人、民權人士、在外地被謀殺的死者親屬。每人只有約一分鐘時間講出自己的論點,女兒扮演的是民權人士,她只列出兩個觀點:一是人權在法制不文明的地方不會得到保障,二是條例訂立後會產生寒蟬效應,換言之,即使條例不動用來捉拿異見人士,條例本身已足以產生威脅言論自由的效果。 女兒長大了,當然是好事,可是,想深一層,人長大了,在一個異化的社會,真的是好事嗎?總是想起她小說中「每天」的悲哀都一閃而逝的老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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