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帝莊

世界盃月份，最多人談論的不是上屆冠軍德國，而是只有30萬人口的冰島。冰島「爆冷」1比1打和上屆亞軍、擁有球王美斯的阿根廷。那場波，雜誌社同事深宵直播居住在香港的冰島人看球，結果香港所有（據說就是這20個人）冰島人都在那間酒吧現身了，美斯射失12碼一刻，這20人幾乎跳上了酒吧的天花板。 做導演的門將、手球員的隊長、當牙醫的教練，擋住身價不凡的阿根廷。 苦大仇深不一定會成功 有人說，這反證了一個我們信奉多年的法則是錯的。那個法則就是，你要全力以赴，戰戰兢兢，咬牙切齒，不惜一切，才可以成功。但是，冰島和阿根廷一戰，說明了成功有第二條路徑。雖然是一場和局，但是對許多人來說，業餘的戰勝了職業的，兼職的戰勝了全職的，保存自己多樣化的人生取向，戰勝了一隊人的苦大仇深。 當日本的「熱血」漫畫、五六十年代長輩的獅子山式的叮嚀、名校的運動員和樂團訓練，無一不在推崇一種苦行僧式捨棄現在換取將來的價值觀時，冰島兼職身分所展現的光輝，讓我們看到了類似「不惜一切、努力不懈」等教條的虛妄和狡詐。 你可以做導演，但你仍然可以踢世界盃。你的人生，不必為一個單一目標而犧牲其他重要的部分。 日本有本假書，叫做《超譯尼采》，基本就是將一些杜撰的「人生金句」，放在書裏，然後厚顏說，這句是尼采真實想法的「超譯」；不過，書雖然是假的，有一句極無聊的話，反而顯得有點意思。那句話我記得不大清楚，用「超記憶」寫出來就是：「不要太努力做事，因為只有用半力就做到的事，你才會做到最好。」換言之，就是「吃力不討好」的反面延伸。 讓學生如魚得水 游刃有餘 這句話未必對，但如果放在今時今日的教育大環境下看，這句話實在太對了。要一年級的學生默書，心算加減乘除，還要用第二語言做項目簡介，對好多好多學生來說，未免強人所難。反而讓他們跑跑跳跳，你追我逐，或坐，或行，或說，或笑，或躲藏，或尖叫，或扯人，或頓足，或煞有介事，或裝扮無辜，或失手被擒愧疚莫名，或欺人太甚不可一世，個個毫不吃力，如魚得水，游刃有餘。 看見球場上的美斯眉頭深鎖，阿根廷許多隊員誠惶誠恐，一副動輒得咎的樣子，我看到的，已經不是世界盃，而是一群被制度壓迫的香港小學生。  

幾本書，都是從兒童角度描述國家大變前夕生活上的轉變，感觸良深。其中一本是中澤啟治的漫畫作品《赤腳阿元》，以廣島為故事背景，講述阿元一家戰時的嚴峻生活和原爆後倖存者的慘况。漫畫結集成10本，約3000頁，中段描述原爆倖存者的痛苦和身邊的人如何極力排擠他們，真實而且駭人至極；然而，全書最讓我感到震撼的，是原爆之前，阿元爸爸因為反對日本發動戰爭及批判極權政府而被拘捕，以致全家被視作「賣國賊」、飽受歧視的困境。 日推維持治安法 悲劇先兆 無獨有偶，著名漫畫家水木茂（《鬼太郎》作者）寫的《漫畫昭和史》，全套4冊，總共約2000頁，我印象最深的，也不是其他人覺得駭人的情節，例如水木茂因參戰而失去左臂，而是戰前日本社會面臨災難前種種山雨欲來的先兆。1925年，日本同時頒布兩條法例，一條是有關普選的法例，一條是用來預防失控的《治安維持法》，後者是一條剝奪言論和思想自由的惡法。條例頒布不久，全國1600名社會主義者被拘捕，大部分遭嚴刑拷打，內閣之後再將有關法例的最高刑罰改成了死刑。 然後，異見人士遭右翼人士刺殺，同一時間，日本在1927年5月28日派了2000名士兵到中國青島。 發動二次世界大戰的政界領袖，難道是一時衝動，一個臨時的命令下來，就能動員所有軍民發動和支援戰爭嗎？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當異見分子被捕入獄，言論自由收緊，惡法出爐，警權加大，教育受到嚴密操控，政府事無大小，報喜不報憂，而民間贊成政府施政者日眾，我們就知道，悲劇的帷幕已經打開。 觀望的人最後想逃也逃不了 英國作家Judith Kerr根據童年經歷寫成When Hitler Stole Pink Rabbit的自傳體小說，被譽為是《安娜日記》的「逃脫版」。Judith Kerr的爸爸是猶太裔的異見作家，希特勒上台，他聞風先遁，因為怕家人的護照最終都會被沒收。 趁還沒有太遲，一家人偷偷逃離了德國。那些觀望的人，沒有及早逃走，結局悲慘之至。 蘇軾《晁錯論》說：「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部分人被抓，群眾視而不見，不知不覺，這就是日本和德國戰前的狀况。日常生活的許多「細微」變化，兒童都看在眼裏，記在心頭，因為他們知道「治平無事」背後，重要的東西已經出現了極大的變化。一個接着一個愈來愈巨大的悲劇出現，不是沒有先兆，只是太多以為事不關己的大人「坐觀其變」，而沒有作出任何回應和反對。 讀孩子關於二戰前的回憶，只能掩卷浩嘆。  

《老課本新閱讀》（網上圖片） 手頭上有好幾本民國時期教科書的復刻版，其中一本是《老課本新閱讀》（天地），作者鄧康延，他是少數認真研讀分析民國時期教科書的中國大陸作者。有一次，他在雲南一個舊市場中找到一本民國課本，隨手翻看，但覺「紙上風動」。「莫放春秋佳日去，最難風雨故人來。」他為此動容。 民國的教科書，絕少受官方思想干擾，也沒有來自官方的品質檢定標籤（不同於今日香港）。百花齊放，優者勝，劣者敗。 凡個人之自由國家亦不得侵犯 早幾年，另有一本名為《共和國教科書》（譚廉、高鳳謙、莊俞編，新星出版）的民國教科書復刻版在內地出版，原文繁體字刊載，一度十分暢銷，收錄了1912年至192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學教科書內容。 該套書的初小部分，有《平等》一文，寫道：「共和國無階級之分，人人平等，受治於同一之法律……雖以大總統之地位，猶必緊守法律，不能恃勢凌人，一旦罷職，即與齊民無異。」又有《自由》一文，寫道：「凡屬個人之自由，不特他人不得侵犯，即國家亦不得侵犯，其尊重自由也如是。」 高小部分提到人權和國際道德之外，直指立法、司法、行政，各有權限，「惟君主專制，不適於今日之世界」。其他內容還包括《桃花源記》和《愛蓮說》等古文，介紹鴕鳥、顯微鏡、博物館、華盛頓和南丁格爾等文章，以及世界新聞大事的綜述，例如其中一篇即為《鐵達尼郵船遇險記》。 筆鋒常帶感情 教材常有熱血 一百年前出版的「國民教育」教科書，用文言文書寫，但觀念之開放與文明，猶遠勝今天許多教科書和高官講話。 民國教科書之可愛，在於翻讀之間，你感受到編寫者熱血沸騰，正撲面而至。西方世界幾百年的文明發展，作者寫來，顯淺而不膚淺，真有如梁啟超說的「筆鋒常帶感情」。 因為了解到今天教科書的現狀，所以想到民國的教科書，接着很自然想到自己小學時讀的課本。家裏有一本《高小精讀文選》（一九六七年，東方出版社，何其遠、梁釋文著，每冊定價港幣一元五角），是我唯一保留至今的小學課本。 這套書流行於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課文多為文言文，包括梁啟超早期用文言文寫作的《論自治》、翁森的《四時讀書樂》和歸有光的《甌喻》等。課文之後有小字印刷的註釋和語譯，註釋除說明詞義外，還會標明粵語讀音，如（爾）讀汝、（亟）讀棘、（易）讀繹等等。 書皮已破，書紙已黃。殘味尚存，餘緒不絕。事隔多年，再次細讀，讀到了字裏行間以外的人文風景。讀罷，居然沒有任何痛苦的回憶，只有深深的懷念。

周國平大約這樣說過：有些書表面像書，其實不是書，正如許多人只是表面像人而已。教科書，雖有書之名，但對許多人來說，教科書不是書。教科書更像一種工具，偏偏這種工具，對許多「用家」而言，用的時候不會帶來樂趣和方便，只會帶來許多年後「不想回憶，未敢忘記」的痛苦。 掌權者喜歡操控教科書，給教科書定下一套「標準」 教科書是一種把人磨成「部件」的工具，真正的用家，其實不是學生，而是掌權者。掌權者喜歡操控教科書，給教科書定下一套「標準」，因為他們相信，大家（很可能撇除了掌權者自己）都會受到教科書影響，而教科書可以令大家想法一致，而大家想法一致是「好」的。於是，在獨裁國家，教科書千錘百煉，別有懷抱。在北韓，數學教科書連計算加減題，也要強調姓金的領袖年輕時擊落了多少架敵國戰機。 香港教科書的「審查制度」 教科書頭上頂着一圈光環，神聖不可侵犯。 香港的教科書，有人為操控的痕迹嗎？記得我在女兒六歲升小學時，忽然對香港的教科書產生興趣，於是採訪了許多人，想了解「一本教科書如何誕生」，結果寫了近萬字報道。大略而言，教科書的源頭是香港的課程指引，那是香港大部分教科書的「天書」。負責編訂指引的，是獨立諮詢組織「課程發展議會」，委員由政府委任。「課程發展議會」之下設科目委員會，由教育局找來科目專家、學者、教師提供意見，再由公務員撰寫成詳細的課程指引，這份「吸納了專家意見」的指引，在邀請全港學校相關科目教師出席諮詢大會後，變成了正式的課程綱要。教科書出版商招聘的作者（不少是有關科目之資深教師）可據之寫成課本，經編輯修改，再交教育局評審。教育局評審分為「可列入教育局適用書目表」和「不可列入教育局適用書目表」。 教育局回覆我當日的查詢時表示：「政府向來不會主動評審課本，但出版商如想將課本列入教育局的適用書目表中，則可將課本送教育局評審。評審原則是課本必須切合課程綱要的要求。」意思是政府做的，只是頒發「優質」蓋印，而不是審查。 災難與災難之間的競賽 看過以上出版流程，大家有什麼想法？我的想法是，雖說政府不強制送審，但因為決定採用哪間出版社的教科書，多由各間學校校長決定，而學校不依教育局「適用書目」選書者絕無僅有，出版若不能通過當局評審，大半年的籌備約稿編寫，付諸東流，血本無歸，形同災難。顯而易見，整個評審制度，是一種名義沒有但「其實有之」的審查。 指引完全沒有註明編寫者，政府的理由是「太多人參與」 可是，誰知道一本教科書的源頭——課程指引，是誰制定的？誰能告訴我一個真名實姓呢？指引完全沒有註明編寫者，政府的理由是「太多人參與」。沒有人可以告訴我，誰應該獲獎，誰應該道歉。 想起科幻小說鼻祖H.G. Wells的話：「未來將是教育與災難之間的競賽。」問題是，當教育本身變成了災難，未來，就只能變成災難和災難之間的競賽。

馬鈴薯發生疫病，固然會壞死，不能食用。可是，災難的真正源頭不是疫症，而是當地種植的馬鈴薯大都屬單一品種。由於缺乏多樣性，一旦受到感染，群起死亡，當地佃農束手無策。 唉，薯仔尚且需要多樣化，何况人呢？ 臉書，一如其他網上巨無霸，最可怕的地方是巨型到只此一家。 臉書泄漏用戶私隱風波，讓其股價一度大跌，其實在泄私隱風波之前，臉書的惡質演算規則愈演愈烈，作者不忿臉書暗裏迫使他們支付廣告費以維持「能見度」而紛紛跳船。臉書，一如其他網上巨無霸，最可怕的地方是巨型到只此一家，譬如臉書用戶全球超過20億，Google搜尋器市佔率高達六成，亞馬遜佔了全美網上交易額超過四成。規模效應、網絡效應和機器學習的回饋系統，讓網絡企業自自然然變得一家獨大。身邊的人都在使用同一種社交媒體，很顯然，你難以排眾而出，遺世獨立。 我們不知不覺，變成了單一品種的馬鈴薯，變得心胸狹隘，而且很可能因為一種病疫而集體死亡。 度身訂做內容 局限所見世界 當機器將我們的喜好一五一十記錄下來，再不問情由為你度身訂做「適合你看」的內容時，你已經無法選擇你能看到的世界。我們不知不覺，變成了單一品種的馬鈴薯，變得心胸狹隘，而且很可能因為一種病疫而集體死亡。 從單一馬鈴薯和單一網絡巨無霸，我們都可嗅到一種集權味道。 如果從生物學角度看，單一基因容易引發物種滅絕。北美有一種蟬，名叫十七年蟬，幼蟲蟄伏地下樹根處凡十七年，始出土羽化成蟲，另有一種名為十三年。無獨有偶，兩者都是質數，不能被二、三以至五除盡，有科學家推想，這是為了避開生命周期為二或三年的天敵生物。 社交媒體，表面好像鼓勵大家喜歡不同事物，但其實是將你局限於一個角落，而且告訴你這個角落有很多人，最終你既不能活在真正的大眾之中，因為你會有一種悖於常理的自大，但又不能在內心保持真正的特立獨行，因為在自大背後，你看輕自己，將自己看成只是躲一個小角落的群眾。 如今的教育，同樣糟糕，一方面要你脫穎而出，一方面只給你唯一一套脫穎而出的標準。 讓你自覺獨特 又不容許你獨特 蒙蔽你，讓你自覺獨特，但又不容許你真正獨特，是這種網絡機制真正的惡。 如今的教育，同樣糟糕，一方面要你脫穎而出，一方面只給你唯一一套脫穎而出的標準。其欺妄無恥，與網絡霸權一致。孩子，你想做一隻一模一樣的愛爾蘭馬鈴薯，還是一隻不容易被大多數數字除盡的北美洲十七年蟬？

好多人相信，「股神」巴菲特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但是，這世界上至少有一個人不同意，這個人就是巴菲特的兒子。他說，巴菲特是世界上第二聰明的人。那麼，在他心目中，誰是第一聰明的人呢？答案是巴菲特的投資拍檔查理．蒙格。李祿（八九年學運領袖，流亡美國後以優異成績取得多個博士學位，後來成立了自己的投資基金）稱他為「現代孔子」，好多外國人稱他做「現代富蘭克林」，大抵有稱讚他博學之意。 投資和人生的逆向思維 蒙格出版了一本書，名叫《窮查理的普通常識》（商周，2014），書裏講到投資，但更多講的是人生和思考方法。蒙格推崇逆向思考，但是這種「逆向」，不是指凡事都要與人相反，而是指思考問題時加上一個「不」字，問題的核心才會更加清楚。譬如大部分人都會問他，怎樣才能在股票市場賺到錢，可是，他首先問自己的問題其實是：「究竟怎樣做，才必然會在股票市場上輸錢？」 有人問他，怎樣才能過美好生活，他選擇先不回答問題，而是反問一句：「不如我們想一想，怎樣才能讓自己的生活過得悲慘。」別人問他怎樣才能成功，他一本正經回答：「不要吸毒，不要亂過馬路，不要染上愛滋病。」 生活上的成功，大多來自你懂得避免哪些事情 人生許多選擇，都不妨從反方向去思考。孩子報讀什麼學校好？孩子將來做什麼職業好？這些問題，都不妨先從如何避免「最壞的情况」開始考慮。這樣就會想到，過分逼迫孩子，可能會斷絕親情，過分着重學業，可能會導致孩子失去其他能讓他過美好生活的基本條件，例如身心健康、人際關係和名成利就以外的重要人生價值。蒙格說：「如果你在生活中唯一的成功就是透過股票發財，那麼這是一種失敗的生活。」他同時強調：「生活上的成功，大多來自你懂得避免哪些事情：死得太早，或者是糟糕的婚姻。」 如何應付孩子哭鬧？ 蒙格反對極端的意識形態，因為按我個人的理解，任何東西，加了一個「不」字，就代表在本來的「教條」之外，還有無數可能。譬如兩幫人出現爭吵，甲方堅持這樣，乙方堅持那樣，你死我活，水火不容，可是，只要分別問一下甲乙兩方，先不要說你想怎樣，不如先說說你最反對的是什麼，很多情形下，甲乙兩方就會發現大家爭取的東西並不像當初爭吵時那樣南轅北轍。 所有哲學和主張，似乎都是誤讀，因為我們永遠只停留在字面上的意思。與其強調某一方想得到什麼，不如細心思考，他們其實在反對什麼。孩子哭着要看電視，他真的只是想看電視嗎？如果你說：「不如爸爸和你戴着幪面超人面具一起去踢波吧！」那個哭着要看電視的孩子就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