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建峰

兩週前，我出席了一個婚宴，其間遇到多個行家。在與其中一個行家聊天時，大家輾轉談起了她的母校。那學校是香港一家老牌殿堂級名校，其舊生不乏政、商、專業界別的精英。行家提到，她就讀那名校時學業名列前茅。但她就不是同學社交圈子中的主流，到今時今日亦對母校的歸屬感較低。她認為，她畢竟是源自基層的「屋邨妹」，始終是與家境甚佳的大多數同學是格格不入的。 不過，縱使如此，這行家都是她那個年代的教育機會比現在好。在她長大那個年代，家境清貧都算是一個在學業上的障礙。但是，只要學生學業成績名列前茅，而又不太在意於在日常校園生活能否與較富裕的同學合群，就很有機會能入名校。入到名校，就自然在多方面能得到較佳的師資、學習氣氛、遇強越強的同學互相競爭或鼓勵，令有學術天份的清貧學生能享高一點的出人頭地集會。反觀，現在的名校，無論是派位、直資或私校，對於家境清貧的學生來說都看來是比以前更遙不可及了。 曾幾何時，能在有名或較開放學府教育是讓窮家子女出人頭地的一條重要出路。可惜，隨着這份有教無類的終結，香港的隔代貧富懸殊只會更難解決。這是我們想見到的嗎？ 行家就此沒有解釋很多，但她的說法就令我反思，究竟是什麼會導致她形容的情況？先說派位名校，它們的世襲制甚強，而且現在好像比起以前對於是否校區內居民更嚴謹了。那些地區有較多派位名校，而家境清貧家庭能否住得起那些區（或有富貴朋友可以「借」其校區內地址），大家應該心裡有數吧。至於直資、私校，它們希望透過看孩子整體履歷及面試表現來收學生，原意在於想取錄不只是「死讀書」的孩子。但試想想，普遍來說。如果父母沒有經濟能力讓孩子去學無數的課外活動、補習等，又怎能為孩子在學校面前留下「全人」印象？ 而上述的一切還未提到安排為孩子到國際學校或送到海外讀書的費用。這些費用包括天價的所謂「債券」、昂貴的學費、一點都不便宜的生活費。好了，或許基層家庭可以考慮舉家移民、讓孩子就讀外國的公立學校去處理這問題，但就算是這條路都逐步被西方國家關閉。那些國家以前還對不少較基層的職業專才有需求（老婆長大時都是靠這途徑跟父母移民澳洲），但它們近年的移民額都已偏向看重一些較中產或以上的專業人士。 香港已經是一個十分貧富懸殊的地方。曾幾何時，能在有名或較開放學府教育是讓窮家子女出人頭地的一條重要出路。可惜，隨着這份有教無類的終結，香港的隔代貧富懸殊只會更難解決。這是我們想見到的嗎？

最近聽到以下三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來自一個專業人士朋友。他的公司有一些給大學畢業生的高薪見習職位，在業界內是被準畢業生「爭崩頭」的。不過，老闆們最終聘請的，都是一些懂得中文的外籍人士、或「海歸」的非香港華人，聘用香港本地大學就讀的學生就甚少。 眼見這情況持續好幾年，本身是「本地薑」的朋友與他一群本地同事對此情況有點兒驚訝，因為香港的大學就有關的專業學科都是挺有名氣的，所以他們就向管理層投訴，問管理層是否歧視本地畢業生、甚至是否本港大學畢業生較多有某些政見而在職場上作政治審查。 管理層的回應十分簡單，就是其實作為一個香港辦公室工作環境，他們都想多些聘用本地大學畢業生。他們應徵本地畢業生時，都發覺他們對香港時局、經濟等議題是有一定認識的。不過，當學生被問到與中國、東南亞、亞太區或世界時局及經濟議題時就幾乎是「清一色」地一竅不通，連就對各區域或世界議題有何看法的層次都未去到、遑論任何所謂政治審查。聽到這情況，朋友與他一群「本地薑」同事們都感到無奈。 受訪者都就本地學生對此全球行動的冷淡感到驚奇及沮喪 第二個故事，是來自一些記者朋友的。他們約兩星期前去採訪全球中學生關注氣候變化示威日的香港示威。記者們留意到，參與示威的，除了幾乎完全是來自國際學校的學生、參與者還要大多是非華裔外籍學生。當記者朋友們訪問參與的中學生時，受訪者都就本地學生對此全球行動的冷淡感到驚奇及沮喪。 第三個故事，來自9歲多的阿仔。上星期，他的班主任在閒談中問全班約30個同學，究竟他們有沒有聽過英國「脫歐」。除了阿仔和另一個爸爸是來自蘇格蘭的同學，就沒有任何一個同學有聽過英國「脫歐」這回事。當然，就算是阿仔，他始終只有9歲，他對何謂「脫歐」的認知都是十分皮毛，但至少他有聽過這世界大事、亦對此有一點概念吧。 以上3個來自大、中、小學的故事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不少在香港長大的孩子與青年好像對香港以外的世界漠視、甚至對此無知。表面來看，大家可以很容易就把這情況的責任推至本地的「填鴨式」教育制度。不過，如果問題是源自本地教育，為何又不見就讀國際學校、來自本地家庭的學生熱衷於像全球氣候變化等議題？所以，問題根本就不止於教育制度，而是源自整個家庭、社會孕育出來的成長環境。 香港人真的可以選擇讓下一代對世界漠視或無知嗎 當然，有些父母可能會認為，只要把子女送到海外讀書就能解決這問題，但有幾多香港父母能負起這重擔，而出外讀書又是否一定會令人更有所謂的「國際視野」？另外，在與身邊認識的人討論這問題時，又有一種說法，就是香港已是多事之秋，其居民根本就無暇顧及世界發生的事。但作為一個在經濟上要靠面向世界才能生存、社會政治上要國際化才能維持其獨特地位的城市，香港人真的可以選擇讓下一代對世界漠視或無知嗎？ 為了香港、為了我們的下一代，但願大家都能努力嘗試想辦法去正視有關問題。 

阿仔的個子較小。無論阿仔去到哪裏，都總會有人以為他是比起他實際年紀少幾年。有些人知道了他的實際年紀後，甚至會對他說，「你好靚仔，不過就真係矮咗啲，你需要做［下刪一百字的增高秘方］。」年紀比他小一些的小孩比他還要高的情況都是常見的。而在學校，他每年都是在同學之間個子最小的其中之一個。 在我們這個在每一方面都「見高就拜」的社會，阿仔的個子較小的確會為他帶來壓力。他曾承認，他是有點兒介意被視為「矮」的，亦有因此感到不高興。在學校，他的個子亦曾為他惹來個別同學的欺凌，幸好他是那種願意與老婆、我及老師提起情況的小孩，大家才能合力處理好整個情況。 而當他與我一起時，有時都會為他帶來尷尬：因為我的個子以亞洲人來說算是較高，所以總會有些人對他說「看，你爸爸那麼高，你要努力一點了。」 老婆與我當然有嘗試用各種說話去安慰阿仔，對他說個子小不要緊，對他說我其實成長時都是個子很小、到十七歲才突然高了起來。不過，這些說話對阿仔來說始終都是空話。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會像我那樣在十七、八歲時前突然長高。而老婆的嬌小亦不能為阿仔作指標作用，因為在他這個年齡，他始終都是會覺得「媽媽係女仔，又點同？」 所以，說到底，老婆與我都是要努力用各種實際方式去令阿仔明白，個子小並不是罪、不是一件壞事、甚至可以是好事。 我們不會因為他個子小而把他以較「BB」的方式去看待 首先，在日常生活上，我們不會因為他個子小而把他以較「BB」的方式去看待，他一樣要幫手做家務、要以禮待人。有了自理及有禮，他面對着年紀較小但較高大的孩子都能有信心地幫手照顧他們。 第二，老婆與我為了讓阿仔明白就算個子不算高都不表示必然要忍受肢體上的欺凌，我們讓他去練武。另外，我們鼓勵他多些參與一些不論高矮都適合參與的運動，令他了解其實不同身形的人都有他們不同的重要崗位。每當在看體育比賽時見到有個子小的精英運動員，我們都會向阿仔指出。透過這一切，我們希望阿仔能透過實踐而能領會，他的身形並不構成任何障礙。 第三，每一次阿仔在一些與身體活動沒有關係的東西（例如在學校參與辯論）、或平時與他玩桌上遊戲時有一些進展，老婆與我在讚賞他之餘亦會提醒他，其實人生有很多東西的處事能力都是與身形無關的。我們更會提醒他，一個人究竟是否心地善良都是比起表面上的高矮更重要。 阿仔長大後的個子會是怎樣，真的是天知道。但無論是他還是任何一個個子較小的小朋友，我都希望他們能快樂成長。 *

最近，我有一個澳洲朋友與她的小女兒玩了一個很有趣的遊戲，名為「媽媽與孩子」。基本上，她與女兒在家中嘗試玩交換角色，她扮演女兒、女兒扮演她。 於是，我那個朋友就出盡心思去做很多女兒平時拿來投訴及惹人討厭的說話。她會對女兒說（所有句子都是把發音拉長來讀）「我好肚餓呀」、「我好悶呀」、「我唔要呀」。每次她這樣做，女兒都會會心微笑，很明顯是知道媽媽是在模仿她。 同樣地，我朋友的女兒扮演媽媽角色時就會不時很大聲、長長地嘆氣，而且每次有事件激怒了她都會用手掩蓋自己的臉孔。 一次交換角色的遊戲，就能夠讓我朋友與她女兒互相看到大家的行為 由此可見，一次交換角色的遊戲，就能夠讓我朋友與她女兒互相看到大家的行為。她倆既可以見到對方如何看自己的行為與表現，亦可以嘗試了解一下又什麼會令對方開心、有什麼會令對方憤怒。換句話說，無論是我朋友或她的女兒，她們都上了同理心的寶貴一課。 見到我朋友這個例子，我不禁在想，如果某些較「怪獸」的父母與孩子玩這個遊戲又會怎樣？ 先說父母扮演子女。父母或許會嘗試在家中什麼自理、家務都不做。譬如說，他們可以要求孩子餵他們吃東西。他們可以把家中東西四周凌亂地擺放、不願自己拿書包等，然後要求孩子或家中外傭處理一切。他們可以不斷投訴功課、溫習與課外活動很多及很難，而且做得很累。 至於子女扮演父母，他們或許可以追父母要做這樣、做那樣，做到累透為止，就算是週末都要他們大早起床去做各種活動。他們可以不斷在父母面前提起其他人有那麼厲害、而父母又有那麼不足。 在這情況下，一個交換角色遊戲又能否增加雙方的同理心？我對此有所保留。 要讓孩子學會怎樣有同理心，始終都要看父母家中平時的表現、亦要看整體社會環境 父母扮孩子欠缺各種自理或參與家務能力難以令孩子改變，因為父母自己回到家都是把一切拋給外傭。父母扮孩子投訴很累亦沒有用，因為孩子都不時會見到父母投訴工作很累。同樣地，子女嘗試弄到父母很累亦與父母日常工作很累分別不大，而孩子扮父母那樣不斷奚落父母亦與父母在殘酷的香港職場上會遇到的情況分別不大。 看來，要讓孩子學會怎樣有同理心，始終都要看父母家中平時的表現、亦要看整體社會環境。

每一年，老婆與我的年假都與很多香港人一樣，是十分忙碌的。 年初一，我們大早就去繼父與（在她生前）媽媽的家去拜個早年，然後就要趕去一個交通不方便的港島區域、外母親戚的家向外母一家拜年及吃午飯。到了下午，就要長途跋涉趕入新界去外父親戚的家拜年及吃晚飯。 年初二，我們日間會去與老婆外家飲茶，夜晚就會去與繼父與（在她生前）媽媽吃開年飯：我們有時會出去吃西餐（過年去西餐廳清淨得多嘛）、有時會是我煮（這就更忙碌了）。 年初三，我們日間會分別到新界兩個不同地點去外父、外母在香港的家及外母另一親戚的家拜年。 除此之外，我們還會在這三天的空餘時間嘗試去媽媽生前好友的家拜年。 走遍港九新界、飲飲食食、還要是每天基本上都是會見着同一群人，真的是十分累。不過，這始終是值得的 老實說，走遍港九新界、飲飲食食、還要是每天基本上都是會見着同一群人，真的是十分累。不過，這始終是值得的。其實，能夠一大家人多代同堂相聚，的確是一種福氣。這既能令家中小孩感受到家的熱鬧與溫暖、亦能讓他們感受到「家」並不只是日常生活中一家幾口的核心家庭。再者，隨着家中長者踏入老年，現實就是，我們要好好珍惜與他們一起過年的機會、真的是見得一年得一年。 另外，其實對於這世界很多華人來說，過年是他們每年唯一機會與家人團聚的時間。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與孩子們看過一本名為《團圓》的圖畫書，故事描述一個小孩每年就只有過年那幾天能見到每年只能回家一次、在城市做民工的爸爸。那小孩由爸爸初回到家時帶點害羞（始終整年沒有見過吧），逐漸演變到在爸爸離開時的依依不捨。所以，對很多人來說，能夠與至親時常見面並不是必然的，我們亦因此需要珍惜每一次與家人相聚的機會。 阿仔、老婆與我會特別珍惜今年能與一眾長輩在港過年的機會 至於個人來說，今年會是阿仔、老婆與我在可見的將來最後一次在香港過年。我曾在此欄位提過，阿仔將會在2020年初回澳洲升學，老婆會跟他一起去、而我就會變成為太空人。澳洲的中、小學開學期正是新曆一月底，即接近農曆年的日期，阿仔都會要在澳洲等開學或上學、老婆亦會相隨、而我亦應該會就着香港農曆年公眾假期回澳洲探望他們。所以，阿仔、老婆與我會特別珍惜今年能與一眾長輩在港過年的機會。 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孩子們快高長大、學業進步！

今期的題目，大家或許會問，與親子、家庭有何關係？歡迎大家看看以下內容，然後再反思一下吧。 「我最怕就係幫女上司做嘢，佢哋又辣又麻煩又脾氣不好！」 類似這句話，在我工作多年聽過不少次，甚至會不時在女士的口中說出來。這句話本身當然有嚴重的性別歧視成份。試想想，如果一個男人處事「辣」，下屬不時反而會欣賞他的果斷與幹勁。如果一個男人處事「麻煩」，大家又很大機會會讚他處事細心。如果一個男上司脾氣不好，就不時會被欣賞為做事認真。說到底，其實我們社會都還未普遍接受女上司與男上司識平等地能幹（或平等地不堪）的事實。 麻煩的女上司背後，往往都有一段段重男輕女的家庭血淚史 但就算大家真的是假設女上司特別難服侍，大家又有沒有問過為何會如此？就我多年來的觀察，其實被公認為麻煩的女上司背後，往往都有一段段重男輕女的家庭血淚史。 有些被公認為很「辣」的女上司本身在性格上一點都不算特別「辣」。但她們原來成長於重男輕女的家庭，父母不時都會有意或無意地對能力及責任心相對地低的兄弟照顧有加，而忽略了女兒。作為女兒，他們在家中已學懂了要在每一件事寸土必爭才能得到自己的所需或符合自己認為對家庭應有的責任。在家中已經被迫要「辣」，然後在職場上又繼續遇上重男輕女的不公，就算最不「辣」的人做到上司位置都會變得「辣」吧。 他們對家中上下大小的一切都要無微不至、甚至要為男士愛理不理闖出來的禍「執收尾」 有些被公認為很麻煩的女上司，她們在家中要面對着一群自以為因自己性別就可以在家中什麼都不理會的男士。無論是作為一群男士的女兒、姊妹、妻子或母親，他們對家中上下大小的一切都要無微不至、甚至要為男士愛理不理闖出來的禍「執收尾」。試想想，如果一個人在家中已經習慣要麻煩地不太信任他人做的事、每件事不去管就會出問題，當她在工作層面要管理東西又怎能不麻煩？ 至於脾氣不好，亦都是上述現象做成的吧。如果男人工作後回家就可以什麼都不理、但女人工作後回家就還有一百萬樣東西要處理，做女人那個一定會較疲勞吧。然後再加上做上司角色的潛在壓力，誰在此情況下能保持好脾氣？我相信一個要面對這種情況的男士都不會見得有好脾氣吧。 所以，當大家投訴女上司的各種不是時，除了問自己是否帶着性別歧視的有色眼鏡，我們還要問究竟這個社會的風氣為女性帶來了什麼在家庭層面上的性別不平等？大家真的不要再概括地假設男上司一定比女上司好了。

近期本地傳媒報道，某香港名校在派位時留給舊生們孩子的比例可以高達四成。 看到這報道，就令我想起近兩星期前英國《衛報》刊登了一篇由一位歷史學家與一位經濟學家聯名的文章（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19/jan/13/public-schools-david-kynaston-francis-green-engines-of-privilege）。兩位作者指出，英國各行各業的精英都幾乎清一色都曾在一群學費昂貴的私校就讀、就讀者甚至是世代相傳，而這現象製造的社會不公亦為英國帶來多方面的負面影響。 在香港，除了個別的國際學校，像英國那樣學費極度昂貴的私校相對地較少。但這並不代表香港沒有一群以母校來界定的精英。如果大家看看香港的政府、商界（白手興家的老一輩除外）或專業精英，他們很多都是來自一小群香港本地傳統名校、香港較有名的老牌國際學校或英國貴族寄宿學校。 當然，大家可以說，本地名校與英國私校不同。本地名校的學費在政府津貼下算不上是昂貴，並不會構成英國那種只有富裕家庭才能入讀精英學校的情況。還有，就算香港是由一小群名校畢業生帶領，又有何不好？難道我們想「蠢人治港」嗎？不過，這說法好像未必成立。 香港社會都同樣需要學校與學校之間資源上較平均的教育制度，才能令大家不覺得需要一窩蜂報讀名校 首先，不少名校現在都走直資路線，而直資學校亦是靠學生的履歷與面試去收生。典型被取錄的學生有不少都是「十項全能」、談吐上又符合中產或以上經濟階層要求的。試問是哪些家庭會有資源讓孩子私底下學多樣東西？這是呼之欲出吧。就算是派位收生的名校，正如近日本地傳媒所報導，很多入讀者的父母都是舊生，變相令精英階層世襲化，就算父母不是舊生的孩童在入學後都會有壓力要做到需要不少金錢才能造就的「十項全能」。換句話說，本地名校以愈來愈成為既得利益者後代的樂園，難以像以前那樣造就社會階級流動。 第二，而或許是更重要的，就是在社會各界有「話事權」的人大多來自一小群名校的後果。表面上，讓「名牌貨」去帶領社會好像是一件好事。但當社會是被一小群來來去去都是源自同一個小圈子的人去控制時，他們就算是意識形態上各有不同，但始終在帶領社會時來來去去都只會是有同一套思維模式、同一套處事方式、同一套在意或潛意的優越感。而這亦變相會令社會領導者日漸變得與普羅大眾脫節，變得愈來愈不懂民疾苦或難處，愈來愈離地。我看不到這對我們社會長遠均衡發展有何好處。 或許，正如上述《衛報》文章所結論，香港社會都同樣需要學校與學校之間資源上較平均的教育制度，才能令大家不覺得需要一窩蜂報讀名校、才能逐漸解決精英離地的問題。

老婆與我是兩個很不同的人。我倆各方面的不同令我們在照顧、教導阿仔上都有一定的分工。 簡單來說，我老婆是一個「轉數」很快、很醒目、很有同理心、及手腳較靈活的人。她亦把家中的一切處理得頭頭是道，甚至家中有什麼壞了的、她都能單靠看看互聯網上一些影片後修理或修補好。憑此，與我那個牙尖嘴利的阿仔在日常談話及處事之間鬥智、與他傾訴他的心事、亦能教他很多日常生活的自理能力。 相反，我是一個對與文字較敏感、對各種知識較有興趣、較喜歡慢慢把每一件事分拆解釋的人。所以，我在家是負責教阿仔如何運用文字、各種學術常識、如何欣賞音樂與文學等「偽文青」東西、及慢慢和詳細地解釋人生道理。 另外，在脾氣上，雖然老婆與我都是有「火」的人，但她偏向是較容易生怒亦又容易冷靜下來的人，我就反而會是不容易生怒，但到我憤怒時就會大發雷霆的人。因此，當阿仔不受教時，我會先嘗試講道理，然後老婆會開始輕罵，若還需要升級就輪到我出面大罵。 從老婆與我的這一切分工，阿仔其實可以領會不少。 首先，他可以看到老婆與我雖然是分工，但從此起點其實是一種合作。他可以見到老婆與我的最終目標是一致的，就是要讓他得到多角度、多元化的教導。阿仔能由此體會到團隊精神的重要性。基於他是獨子，他能透過老婆與我體現與他人合作就變得更加重要。 第二，阿仔可從老婆與我分別學到不同的技能。譬如說，老婆強於自理能力及轉數快但若與學術常識及思考問題時較深入，而我就是剛剛相反，這就能讓阿仔從生活中分別吸收到老婆與我的強項。 第三，而或許是最重要的，就是阿仔可以透過老婆與我的分工學懂如何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甚至如何有心理質素地及大方地自嘲及繼續勇於嘗試。為何我會這樣說？譬如說，老婆很懂得把自己較有限的語文敏感度不斷試讀但又讀錯一些她不熟悉的字。我亦很懂得把幾乎任何需要用對手去做好的東西弄到一塌糊塗。面對這些可以是尷尬、在阿仔面前「冇面」的情況，老婆與我都會先笑自己，然後與阿仔一起笑。既然我們都不介意笑自己的不足、亦不介意被阿仔笑，阿仔就能潛移默化地學懂大方地處理自己的不足。另外，讓阿仔在笑聲中分享老婆與我的不完美更能令他不會覺得我倆是高高在上、遙不可及，因而促進親子日常溝通。 所以，一對互相合作、各自發揮所長的夫婦除了會促進夫妻關係外，其實都會令在觀察父母的子女獲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