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雞媽媽

親愛的朋友： 謝謝念掛風雨中的我們和我城。 人們更緊密 也更水火不容 這場運動裏，我們和孩子都走得不前，日子過得比很多人平安。然而，從6月至今3個月，驀然回首，舊常識原來已經逐漸被新日常替代。譬如：該帶着對孩子的歉疚上街遊行，還是帶着對同路人的歉疚跟孩子去玩，成為每個周末的掙扎；安坐家中也能吸到催淚氣，那種嗆鼻嗆喉的難受儼然成為一代香港人的共同回憶；每晚10時窗外傳來的呼喊聲，劃破看似平靜的老區，那是聽得到的抑壓；兩口子臨睡總要互相提醒放下手機，以免一不小心滑進令人難過的新聞和另一個無眠夜；人們變得更緊密，一闋歌便能召喚出同悲同喜的新共同體，對「香港人」三個字感到前所未有的自豪；人們也變得更冰炭不容，親友共處時艱難地不彼此刺傷，各自在平行時空裏懊惱…… 但這些破壞，都不及有些東西的不堪一擊更教人戰悚。小時候我家樓下是少年警訊中心，放學後常去歎冷氣打乒乓球——還有別處比警察關注的青少年中心更安全正氣嗎？﹗可是今時今日，兒子約朋友出門打球，我不自覺地瞄瞄他穿的顏色，叮囑他途經警署要小心；朋友決定重新管接管送家裏的中學生，生怕她在路上無端招惹失控的長棍。 彷彿年輕已成原罪。 守持人性的善 保持希望 看過Black Mirror的Men Against Fire嗎？在未來的戰爭，士兵被植入誤導感官的科技，於是叛軍看起來不是人、嗅起來不是人、沒有人類語言，連射殺過程都被過濾了血腥味和尖叫聲。在這種「新現實」下，開槍變得輕鬆多了，像拍蚊子那樣，毋須跨越同理心約制。劇裏的士兵叫叛軍做bogeyman（專欺孩童的惡鬼妖怪），香港警察叫示威者做「曱甴」，都不是人。 說穿了，「曱甴論」也是把示威者非人化的誤導過程，只是連高科技也省下。 從前「免於恐懼的自由」是口號，「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是故弄玄虛的小說開端，現在統統是生活體驗。歷史的走向從來只有馬後炮，沒有人知道有什麼在前面等着，我們也只能努力地彼此提醒着守持人性的善，不要被壞時代綑綁着一起沉淪。然後，保持希望。 朋友，謝謝你聽我絮絮叨說了這一大堆……也許因為，明明在做功課的孩子，又唱起那首香港人的歌。 祝你們和孩子都平安快樂。 美智

下午4時至晚上7時，是電視節目的兒童時間，1970年代有深受愛戴的Sunny哥哥主持《跳飛機》，而我念小學時擔櫈仔看的《430穿梭機》，則出了梁朝偉和周星馳兩個影帝。可是那以後的兒童節目，我都叫不出名字了。有說大台投入兒童節目的資源愈來愈少，質素每况愈下，可是無論如何，總也不及近日的「警方例行記者會」令人難堪，天天4點廣播堪稱限制級的荒謬，兒童不宜。 最兒童不宜的兒童時段 示威者隔着馬路質問警方「是否跌了良心」，防暴警員衝來亂毆然後拘捕。記者追問這是以言入罪嗎？台上回應說男子大叫「可能影響現場和平」，「涉嫌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男子跪求警員不要開槍，遭對方一腳踢飛，下跪的無助，出腳的兇狠。警方在記者會上指那人進入了火線，所以警員的「自然反應」是在危急中「用腳推開」他…… 防暴警察配備盾牌浩浩蕩蕩掩至校門前，向和平默站的學生和校友截查兼搜袋，記者會上警方說這並非阻嚇。至於在另一間學校的校門前，有支援罷課的學生被警員撲倒地上，砸掉兩顆門牙，流了一口鮮血，警方說他們只是因為「地面濕滑」跌倒…… 看什麼圖作什麼文？ 感謝這個人人一部智能手機的時代，上面的片段全部記錄在鏡頭之內，在網絡流傳。看了影片，再回看台上正襟危坐的幾位，不能不為天天在背後辛勞的創作團隊抹一額汗——今日又要看什麼圖作什麼文？ 我不知道記者會真正的傳播對象是誰，只知道連孩子都不會接受「地面濕滑」這一套。 何時才可快樂上學? 香港的少年人剛度過一個不尋常的暑假，假期結束，又迎來不尋常的開學日。有大學索性不辦開學禮，照辦的則取消學生代表發言，有中學禁止學生佩戴白絲帶表態，又警告會通知家長接走校內罷課的學生。可是，中大百萬大道上的集會依然人頭湧湧；有中學生集體在開學禮上引吭高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有同區不同校的同學牽手組成人鏈，溫柔而堅定地和平表達訴求。 孩子的成長常常教我們措手不及，特別是這個暑假。可是這種成長着實叫人心痛。坐在上面的大人，什麼時候才可以讓他們再次快快樂樂地上學呢？  

7月書展，特意到木棉樹攤位找「木棉樹姐姐」，偷得空檔討合照，然後她領我們找《長谷川同學真討厭》，認真地說：「這繪本用孩子角度去寫社會事情，寫得真好！」 大人學習用童眼看世界，說易行難，我明。曾經參與創作繪本，體驗過那種力不從心，最難拿揑是說幾多不說幾多，最需要壓制是說教的衝動，成果未臻完美，但過程彌足珍貴。這回認真讀完推介作品，好像又多明白了一點用繪本說故事的玄機。 雖說木棉樹新近才取得版權翻譯，但《長谷川同學真討厭》不新。它是日本繪本作家兼音樂人長谷川集平1976年的作品，描述的內容更早，是上世紀50年代的事。 書中以不具名的小男生作第一身自述，他聽到老師要求：「長谷川同學身體不好，大家要好好愛護他噢！」又受到長谷川的媽媽拜託：「不管怎樣，你可以跟他做朋友嗎？」可是種種善意請求都梳理不了他的滿腹牢騷：「我討厭長谷川同學。跟他在一起，真是一點都不好玩，他笨手笨腳，一副倒楣相，成天流着鼻涕，牙齒亂糟糟的，手腳瘦成了皮包骨，兩雙眼睛不知道在看哪裏……」 牢騷王藏着一顆善心 說穿了，這是一封氣急敗壞的投訴信，小男生一鼓作氣數落長谷川同學沒用又愛哭，從第一頁罵到全書最後一句：「我討厭長谷川同學！真的非常、非常、非常討厭！」一連三個「非常」，是一個氣得跳腳連連的小牢騷王。 有趣的是，即使投訴多多，小牢騷王卻始終守在同學身旁。長谷川同學爬山爬到半路面青，他筋疲力盡揹他走；長谷川同學打球遜弊了害大家吃敗仗，可還是讓他參賽，而且盡量給他投慢球……「跟長谷川同學在一起，總是特別累！」那麼累，是因為他依然努力跟他做朋友。懂孩子的人都明白，普天下只得一人，有能耐叫孩子邊投訴邊做出那樣難的事情——不是老師家長，而是長在小小牢騷王之內、藏在暴烈脾氣之下的那顆善良的心。 然而，為什麼長谷川同學會是那樣子的呀？書中的牢騷王替讀者問了這個問題。長谷川的媽媽回答：「很小的時候，喝了有砒霜的毒奶粉，從此以後身體就壞了。」 喝過砒霜奶 身體異常 1955年，森永乳業在德島工廠製造的奶粉含有砒霜，導致西日本中心地區2萬名以上的嬰兒身體異常，兩年內更有125個嬰兒死亡。本書作者長谷川集平是那2萬人中較幸運的一位，只飲了3罐奶粉。「長谷川同學」是他藉同學的眼來看小時候的自己，同時透過「長谷川同學」讓我們看到孩子們真實的困惑和淳樸的善良。 不說教不矯情，就由孩子帶領着好好說故事。我又上了好繪本的一課。

我們住在據說是中產社區，生活尚算安寧，外頭區區煙火處處亂棍，猶幸未攻到這裏（至截稿時尚未攻到），最接近一次是8月4日晚上，年輕人在區內主要道路設路障。作為和理非，天天追看新聞，失語症愈來愈嚴重，不如就記下那天晚上的破事兒。 那天晚上，多區都在發放催淚氣和名不副實的「海綿」彈，數量之多，有人精警地形容為「放題」，彷彿彈藥和人命都大跌價。夜半，街坊在網上爭相通報年輕人正從別處退來。家中兩孩已入睡，丈夫要落樓看，我換牛仔褲跟着去，但他說短褲拖鞋才好。武力當前，無論穿什麼都不能自保的時候，沒裝備反而是最好的裝備——這叫街坊氣場，是別區集來的智慧。 香港守不住 還有社區嗎？ 街上，十來個黑衣人從地鐵站出走，至於比平日看來更「街坊」的街坊，也三三五五地從各處冒出。 有中年漢舉手自報「街坊」，快步趕到隊頭，說：「我們在前面，我們來隔開。」黑衣人輕聲說「唔該」，長在口罩上的眼睛看來好年輕。 路障是我們平日用的垃圾桶、平日扶的欄杆、平日看的路牌，看着年輕人一一拆除搬去，心有戚戚焉。後來有居民在網上質問，大家怎麼可以撓着手任人破壞社區？雖然我未必認同示威者的每一個作法（這樣未免難度太高了吧），可是眼前的一桶一欄一牌，一來我保護不了，二來相對於死物，人的性命重要太多——包括示威者的、街坊的、警察的。再者，假若我們連香港這個家都守不住，還有社區嗎？ 自由如空氣 窒息才知道 深夜了，街坊仍然聚在馬路上，男的女的、中年的老年的，有人笑說：「平日都唔覺原來有咁多街坊！」後來我們鑽進地鐵站，在各個出口巡一圈，看到同樣踢着拖鞋的中年人，憂心忡忡朝閘內張望，看到黑衣人便找機會問：「要換衣服嗎？」另一人拿着袋子默默站閘前，大概便是替換黑衫的衣物。另一組人在轉車處守着，一位中年女士看見我們，安靜地走來，溫暖地說：「可以了，這區的後生應該散得差不多，前面那些大概是轉車的。」 我從不認識她，不知道她何以認定我是同路人，正如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何在這天晚上忽然對路上的他和她特別感覺親切，也跟那麼多陌生面孔有默契地對望點頭。竟應了某人的 we connect，真荒謬。 臨走時，有年輕女生遞來一張小紙條，上面寫着：「自由如空氣，只有窒息才知道重要」。 因愛之名彼此傷害 凌晨時分，我倆回到家中，先進房為兩個熟睡的孩子關窗，妄想把防催淚煙擋在童夢外。我又想到那個遞紙條的女孩，不知道她回家後可要面對另一場戰役？不能互相理解的人，因愛之名彼此傷害。 家裏如是，香港如是。 執筆時看有線新聞，國務院港澳辦新聞發言人楊光說：「已經到了（市民）站出來守護香港的時刻。」我苦笑，「楊光」這名字真有警世意味，勾起很多香港人對一段黑暗日子的回憶。歷史留下重要的教訓，包括這一課：發動「民眾鬥民眾」的人，從來都不安着好心，不要中計。香港人珍重。

白衣人在西鐵站內無差別的亂棍、鏡頭前有恃無恐的猙獰、《立場新聞》記者邊捱打邊堅持直播，還有議員令人髮指的大拇指，和警員拍錯肩安慰錯人……很多香港人一夜無眠，在新聞裏經歷恐怖白夜。翌日太陽如常升起，照亮元朗的肅殺，商舖關門拉閘、人們提前下班、孩子不敢出門上暑期班。 連大人都很懊惱的事情，該怎樣跟孩子說？ 不如借鑑別人的經驗，譬如近年經歷不少恐怖襲擊的歐美國家。學者班底的媒體The Conversation發表過一篇How-to文章，提出5個重點：問問題——簡而清——來畫畫——看好事——抱抱。 掌握孩子認知和成熟程度 問問題——別以為不聞不問最好，今日的孩子從四方八面得到資訊，真真假假懂的不懂的，雜燴起來令人抓狂。大人可以主動查問：「有關這件事，你們知道什麼？」先掌握孩子的認知和成熟程度，再決定解說得多深。 簡而清——自己先預習用簡單易懂的方式講述事情重點。假如已經知道恐怖分子是誰，便直接告訴孩子。正如看過恐怖電影的都知道，只有虛影的惡靈才最恐怖，像佛地魔，一現身就變成沒鼻的怪胎了，甚至有點可笑。 來畫畫——孩子未必有足夠的語言來抒發情緒，這時畫筆可以幫忙；抱抱就是抱抱。 從零碎小故事提取力量 至於看好事，可不是為了自我麻醉，而是從中提取力量。我在電腦桌面添了一個叫「Good dudes in bad times」的檔案，存下零碎的小故事。 有一幅相片拍得屯門站外泊滿私家車，原來市民聽說元朗站生事，紛紛駕車來義載有家歸不得的元朗居民。另一幅相片，前記者柳俊江的牛仔褲上血漬斑斑，他第二次重返現場義載時被打傷了。家有小孩，旁人勸他別逞強，他答：「正正係『有大有細』，我哋先要勇敢地守護，不是嗎？」還有醫院輪椅上的白衣女郎，分明不想再提起那個恐怖白夜了，可是抵不住有人胡亂批評記者寫假新聞，鼓起勇氣澄清自己確實懷孕，是白衣人棍子下的傷者。 在各自能力範圍內繼續努力 有關以後，我們都不必騙自己和孩子了：大部分人其實都不知道做什麼可以令事情變好。可是這些小故事實實在在告訴我們，很多人仍然不放棄，在各自的能力範圍內努力。不如一起整頓再出發？即使只是一個聯署、一次遊行、一次課金支持值得的傳媒和調查機構、說服一個人投票實踐公民權利…… 在很壞時代更要提醒自己：「無限」由很多很多個「1」相加而成，縱然「1」看起來很微小。  

示威者衝擊立法會那晚，朋友聲嘶力竭在臉書呼喊「誰能說服我這有用嗎」，那一刻我感受最深的其實是自己的無知。如果我們生在另一個合理的、有數得計的宇宙，100萬人遊行已經非常有用，200萬遊行簡直不得了，還未算上來自世界各地的支持和眾籌在外媒登廣告的聲勢。可惜在我們活着的這個宇宙，所有努力只換來幾場空言懊悔的爛戲碼。 政權是破壞立法會施暴者 立法會確實多處被破壞，影像令人不安；但我也確實知道，這個政權才是破壞立法會最深的施暴者——議員被DQ根本是一場場刃不見血的殺戮！面對制度暴力，年輕人把生命都編織進蓆子上去抗爭，我等「廢中」根本沒資格割蓆，只祈求他們和香港都平安，也祈求自己起碼不成為攔着輪子前進的人。 這陣子，「年輕人心聲」忽然大熱，特首說要聆聽、政務司長說要聆聽、教育局長也說要聆聽……嘴巴非常積極，可是執行卻很誠實。該撤回的修訂從「暫緩」變成更莫名其妙的「壽終正寢」，至於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來檢討這件重大的社會事件，理應爭議甚少，過去亦有先例，但答案由始至終都是鐵板一塊：「我們有既定機制」。 社運青年追求社會公義 最具體可行的兩個訴求尚且得到如此回應，真心不知道高官們聽進了什麼。 又或者，人在高處，聆聽不再是打開耳朵和心靈的人際互動，而是只說不做的公關通用語，像「真誠道歉」、「一力承擔」、「開誠布公」那些四字詞那樣，一一被淘空了內涵？ 趙永佳教授在雨傘運動後，受港府中央政策組委託做的研究，是聆聽年輕人的一個起點。他近日在明報撰文簡述訪問25間中學共2896名中五學生的結果，包括：「雖然年紀愈輕對政府政策的確相對有較多不滿，但這些不滿，不是源自他們對自身生活的焦躁不安，反而更多是出於對普世價值的認同，以及對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之不信任……這顯示了社運青年的動機，可能並不是個人的私利，而是追求社會公義。」 主流的年輕人不是「反政府」、「社會輸家」、「反社會人格」，他們的憤怒不僅僅在於買不到樓上不了位，而是社會政治制度的不公。如趙教授所言，這樣的研究結果是「不方便的真相」，管治者沒有認真聽進去，以致跟一整代甘犧牲個人前途也拒絕噤聲的青年，失諸交臂。 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我真心誠意地相信着，也希望年輕人好好照顧自己，不要輕言離場。  

「她會誓死保護他們（自己的猶太朋友）嗎？真的？黑暗中她誠實地向自己承認：她不確定。有一剎那她甚至感到膽怯，於是把氈子拉高到脖子，試着放鬆。反正一切都是想像出來的，不是真的。只有故事裏的主角才會被要求勇敢，為彼此犧牲性命。那不是現實中的丹麥……喔，這兒確實有士兵，是真的；也有勇敢的反對派領袖，他們有時會丟性命，這也是真的。可是尋常百姓呢？她瑟縮在寂靜的黑暗中，慶幸自己只是平凡人，永遠不會被要求展現勇氣。」 Lois Lowry所著的Number the Stars（台譯《細數繁星》）(網上圖片) 勇敢不等於不害怕 由Lois Lowry所著的Number the Stars（台譯《細數繁星》） ，寫一個在非常時期展現勇氣的故事。二戰期間丹麥軍力薄弱，被迫向納粹德軍投降，淪為「合作國」；相對於飽受戰火摧殘的鄰國，它的局勢相對穩定，可是德軍不久後也開始在國內搜捕猶太人。故事主人翁是一個十歲小女孩，因為最好的朋友是猶太人，自己也捲入一次搜救行動，在意外時刻展現自己從來不敢想像的勇敢——勇敢不等於不害怕，像她的舅舅說：「勇敢的意義是做該做的事，而不是只管想着危險。你當然會害怕，今天我也害怕；但是你把心思放在該做的事情上，我也是。」 不愧為紐伯瑞文學獎金獎作品，這本青少年小說用簡潔有力的筆觸，創作出一個令大人和孩子都屏息追看的故事。書末還有後記，回應哪些細節屬於創作、哪些來自史實。追尋下去會發現，雖然現實中的權力那樣懸殊、不公非常巨大，但是很多丹麥人展現出比小說還精彩的勇敢，教人神往—— 當德軍勒令猶太人佩戴黃色六角星來識別時，沒猶太血統的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十世表示自己會先載一枚作為榮譽標誌。 貴為國王，他天天騎馬在哥本哈根街頭巡視，用「消極抵抗」的方式來激勵國人不放棄。德軍展開搜捕時，丹麥反抗軍發動國人協助隱藏身邊的猶太人，並且協調漁民大規模地將他們送往瑞典避難。而在猶太人逃亡期間，丹麥人幫忙照顧猶太鄰居留下的住房和財產等，等待戰爭完結那天物歸原主。 一無所有 通往自由 故事對逃難一幕的描述，正好回應，「所有東西、那些自尊感的泉源——蠟燭、書本、劇院裏的白日夢等，全被遺落在哥本哈根。他們一無所有，身上只有無名者的衣服賴以保暖，只有亨利奉上的農場食物賴以維生，以及前行的黑暗小徑，領他們穿越密林，通往自由……然而，他們肩膊挺直一如既往，就像在教室裏、舞台上、在安息日餐桌旁那樣。所以，還是有別的東西令他們自豪，他們沒遺落一切。」    

臉書上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聯署猶如雨後春筍，在虛擬世界怒放，彷彿為幾年間的無力感來一趟強力回彈，也讓我們一窺各校校訓的智慧和風骨—— 《逃犯條例》強力回彈 「『光我邦兮，輔我國民』，我校校歌一句，是創校當年先師寄望我輩學子要心懷家邦、匡世經緯……在我城風雨飄搖、禮崩樂壞之際，我等協恩校友及學生定不能對此視若無睹……」 「聖芳濟兩校師生一直珍重自由、人權、獨立思考和博愛精神。真正的博愛並非尋求表面的社會和諧，而是為社群和下一代的安定和公平正義的生活做最好的決定。我校既有校友身居政府、立法會要職，更應承繼母校教誨，做一個對社會有擔當的濟記人……」 「『登高見博』是母校的校訓，正正教導我們不可囿於井底，要望遠而識廣。放眼國際，認識和擁抱普世價值，捍衛真正的法治精神，彰顯公義，愛護我們的香港……」 校訓被活出來 頭一次感到，從前高高掛在禮堂頂端的校訓，真的有被活出來。考試在即，可是我和念初中的兒子一起研讀當中幾篇，興致勃勃。 畢竟，哪有這樣的政府，偏愛提供如此難得機會，鼓動全港各校師生就同一題目各自書寫、互相觀摩、一同發力？ 探求真相 擇善固執 二百多個聯署反對（截至29日晚上）堪稱議論文大雜燴，各有筆法，有的清晰說理，有的窮追不捨，有動之以情，也有好不容易的——來自福建中學和培僑書院的師生校友特別勇敢，你懂的，「福建的學生面對社會上不公義的狀况，理應勇於探求真相，擇善而固執……」「我們一眾培僑書院校友與學生對特區政府的行徑深表遺憾……」正如教聯會新聞稿上寫的「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喊賊捉賊的最佳範例），我懇請校方堅守本業，不要以教育以外的理由，為難行使表達自由的在校師生。 遍地開花，真叫人看得激動。雖然前望樂觀不起來，但還能掙扎的話就掙扎吧。周日路上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