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姓家長

在近幾個星期的各種示威運動，不少都是一群年青人在沒有領導的情況下自行決策、自行執行的。作為一個父親，當我見到這群年青人之中絕大多數的行動方式時，我見到的是什麼？ 首先，我見到他們有勇氣。縱使面對着用槍指着他們的官方暴徒、縱使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板着面的無情政權，他們都仍無懼地面對。這豈不是父母時常教導孩子在校園、生活中不要容忍被惡霸欺凌的成果嗎？ 第二，我見到他們不會那麼容易被不良份子唆擺。縱使在個別集會中有極少數個別害群之馬企圖在集會中製造暴力、衝突、混亂，絕大多數的年青人都拒絕被煽動，堅守理性。很明顯，他們是一群我們不需要擔心會「學壞」的年青人。 第三，我見到他們不會自以為是，願意多聽意見、顧及他人感受。他們絕不是那種認為自己追求東西的是公義就可以橫行無忌。他們既會透過互聯網各種機制廣泛討論每一個行動的可行性、亦會多聽坊間對他們各種行動的看法，並不會只聽同意他們的聲音。他們更會顧及民意，盡量把他們行動對大眾影響減至最低。這份集思廣益及同理心都均是不少父母會致力向孩子們灌輸的價值觀。 香港很幸運，孕育了一群那麼優秀的年青人。但我相信這份幸運都是要靠有無數父母的鼓勵才能令年青人那麼有家教。 第四，我見到他們懂得反省、更懂得道歉。譬如說，當上星期五圍堵警察總部行動帶來社會一些反面迴響時，他們很快就已經懂得以大局為重、不涉及個人榮辱的角度去做「賽後檢討」。他們更從不忘記要向被他們行動影響到的市民衷心道歉。作為父母，我們不是時常提醒兒女要謙卑和有自覺性嗎？ 第五，我見到他們不分彼此地與他人合作的能力。這一點我相信我不需要解釋太多，外界就今次的無領導、靈活性強、大家懂得「自動波」的示威運動已有廣泛評論。很明顯地，大家多年來努力教導孩子要懂得與他人相處是有成果的。 第六，我見到他們飽讀詩書。當他們在互聯網上就整個示威運動作討論時，他們發表的意見有時都會引述不同的學術、歷史、文學等書籍。看來，孩子們真的有聽他們父母、老師的從小就不停重複的勸喻，多一些看書。 第七，我見到他們有創意。無論是他們的文宣、海報、宣傳影片，或是他們今次流動性極高的示威策略，我們的年青人都是一群有獨立思考、不墨守成規、團體突破思維框架的人。我相信，「食腦」與「執生」都是典型香港父母不斷會灌輸給子女的處事作風。 當然，香港很幸運，孕育了一群那麼優秀的年青人。但我相信這份幸運都是要靠有無數父母的鼓勵才能令年青人那麼有家教。 就此，或許父母們可給自己一點掌聲。

上星期提到帶阿仔去遊行。當然，無論是去遊行前夕或參與遊行後，阿仔都會對很多就《逃犯條例草案》或其他政治生態的議題有興趣。 譬如說，他會與同學討論遊行、討論有關議題：原來他有些同學都有出席近日的遊行。他更會與校巴的保母、同學的親戚等成年人討論議題、互相切磋，就他自己參與遊行及在不同媒體見到的所見所聞與大家分享。不過，每當他與老婆和我討論有關議題時，如果聽到阿仔好像只是在重複我們的立場、然後說到好像是自己立場那樣，我們都會盡量去問他為何會有那個意見，亦提醒他不要盲目地同意我們的看法。 我更提醒他，就算個別媒體的立場是與自己的相近，都不要假設那媒體說的一切都一定是客觀事實。 除了《逃犯條例草案》議題本身，阿仔亦開始對不同媒體的不同取態產生了興趣、和就其反思。這興趣源自他很想看不同媒體怎樣報導他自己參與過的遊行。當他發覺原來不同媒體的焦點可以是十分不同時，老婆就會趁機對他說，在當下社會有很多資訊在我們身邊，但我們需要看多些不同角度才能辨清真假。我就附和老婆，向阿仔憶述一些我以前參與公民社會時被個別媒體以天方夜譚故事來抹黑我的往事，然後與他分析不同媒體的取向。我更提醒他，就算個別媒體的立場是與自己的相近，都不要假設那媒體說的一切都一定是客觀事實。就此，阿仔就上了透過看到不同媒體學習獨立思考的一課。 這令他以自己是香港人為榮。 不過，個人來說，最近阿仔參與遊行最大的啟發，或許就是他對做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多年來，阿仔都不太喜歡香港。他覺得這裏空氣污染、天氣悶熱、在街上的行人又不會互相打招呼、車輛不會在斑馬線讓路、去到哪裏都好像是人流擠逼。他不時都會問，幾時可以去澳洲讀書，而最終都是我因不捨得他而盡量把他去澳洲的那一刻盡量推遲。不過，經過近期參與遊行，他見到香港人願意為公義站出來、期間縱使悶熱都很有耐性而不會投訴、壓倒性的絕大部分人堅守和平、大家互相禮讓、大家保持街道清潔。這令他以自己是香港人為榮。雖然他仍會去澳洲讀書，但他以後不會只視自己為澳洲人、亦會視自己為香港人。 經過一場反《逃犯條例草案》，覺醒了的香港人又何止是成年人？就算是懂性的孩子，他們的香港公民意識都因此而被提升了。我很慶幸，阿仔是覺醒者的其中一個。

作為父母，我們普遍都會期望我們的子女能快樂地長大，學好至少一門技能，能找到有滿足感而同時又財源廣進的工作，然後成家立室、生兒育女，組織快樂家庭。我相信，這世上幾乎沒有父母會想或鼓勵他們的子女去走上任何人生崎嶇路。 亦正是這個理由，在我認識的父母之中，就算他們自己在政治議題上是那麼開明、又或者自己會去參與幾多遊行示威活動，當他們自己的子女說要走上抵抗強權不公義道路時，他們都會勸子女三思，以免惹禍上身或遇到危險。就算父母最終深知有關抗爭議題的道理是在子女那邊、尊重子女決定，父母都會千叮萬囑子女事事小心，一見到有危險就要盡快離開。 在這情況下，如果子女安全回家，父母會鬆一口氣。但如果子女在外抗爭出了什麼事，父母除了悲痛、擔心，更會怪責自己為何不強硬一點、當初禁止子女出去。當然，就算父母有這樣自責，但他們都深知，其實父母無論做什麼都不會阻止到有心出外抗爭的子女，父母甚至會以子女為理想及為更公義的社會的那份無私、犧牲為榮。 這群子女的父母仍堅定地認為，「孩兒，你沒有做錯」…三十年前的事，他們未有忘記，我們亦無理由去忘記。 三十年前，縱使他們當中有不少的父母都為他們擔憂，一群青少年為了民主、自由、廉潔的理想走了出來，去北京天安門廣場與通往廣場的各主要街道和平抗爭。他們無懼被官方定性為「動亂」、無懼戒嚴，堅定但和平地繼續機會。他們大多都不相信人民的軍隊會最終會用真槍實彈向人民開火。 到了六月三日晚上，軍隊射殺人民的消息在北京市開始廣傳後，縱使父母苦苦哀求子女不要出去（這包括《天安門母親》組織核心成員丁子霖與她兒子）仍有年青人堅持要從家中出去抵擋。最終，在那夜及六四清晨，有好幾個家庭的父母都收到子女被殺、受傷的壞消息，多個家中都聽到父母崩潰的哭泣聲。就算是有命回家的子女，都有不少在屠城後的日子被捕、被虐待、被失蹤、被坐牢，前途盡毀。能離開中國的，就要與父母分隔兩地。 一個晚上的殘暴，製造了多個骨肉分離的悲慘故事。而壯烈犧牲了生命的那一群子女，感恩父母就算只是很謙卑地為他們討公道或拜祭子女都要收到各式各樣的迫害，令他們在這三十年來每天都要在腦海中重演子女的慘死。 不過，我相信，正如一群天安門父母們的子女當年一去不回前理直氣壯地對父母說類似「爸媽，我沒有做錯」的話，就算是事隔三十年，這群子女的父母仍堅定地認為，「孩兒，你沒有做錯」。三十年前的事，他們未有忘記，我們亦無理由去忘記。

 「仲唔開始執下你啲嘢？」近月，為了預備她與阿仔在下年年頭移居澳洲，老婆已開始在每個週末都找一點時間去清理家中的各式各樣雜物。她不想在差不多要搬離現在香港單位前夕臨急臨忙地執拾很多東西。不過家中始終有很多東西是屬於我個人的，所以是需要我去親手清理。老婆每次敦促，我都是說「會㗎喇、會㗎喇」，然後提供無數的藉口為何不開始。 聽到我這樣，老婆都會勸喻，「早啲執好啲啊，其實對你嚟講都已經唔算麻煩啦，可以掉走嘅嘢就掉、唔掉嘅都淨係搬落樓下咋嘛。」 老婆說的「樓下」，就是我繼父在同一大廈的家（亦是我婚前的家），老婆與阿仔去了澳洲後我會搬回跟繼父住、老婆與阿仔每次在學校大假時來港探望都會是在哪裏住。對此，我總是會說，「樓下仲未開始執清啲位畀我搬嘢落去喎。」老婆就此又會KO我，說「你一日唔執嘢落去，樓下都唔會知道原來要開始清啲位畀你放嘢啦。」 其實，我遲遲不開始清理雜物的主要理由，就是我不想面對下年將會要與老婆阿仔分隔兩地、而我又要在香港與澳洲之間兩邊走的「太空人」的這個現實 其實，我遲遲不開始清理雜物的主要理由，就是我不想面對下年將會要與老婆阿仔分隔兩地、而我又要在香港與澳洲之間兩邊走的「太空人」的這個現實。我對老婆、阿仔已開始有依依不捨的感覺，亦對我們現在住了多年的家有點兒不捨得。我一日不開始清理自己的東西，他們的離開在感覺上都好像還是很遙遠的事。雖然我知道這只是自欺欺人，但總是想盡量逃避現實。 而在這逃避現實過程中，我甚至有時會問老婆與阿仔，「不如你哋唔走好唔好？」老婆與阿仔的第一個反應都是，「不如你跟我哋走仲好啦！」我嘗試解釋，在工作上，無論是從工種或收入角度，我要去澳洲重新開始會是十分困難。 老婆起初不相信，曾四周為我打探一些她起初以為是可行的工作機會，最終才發覺原來我所言屬實。我們兩公婆剛剛才踏入中年，如果我那麼早就完全放棄可以賺取多一點收入的機會，對我們將來退休生活來說都風險頗大。 至於阿仔，他根本就自小不太喜歡香港的環境、但又很喜歡澳洲的環境，能盡早去澳洲讀書是他多年來的夢想（但他又不願寄宿，所以至少老婆一定要跟他）。有時，他會戲言說，「好，我願意留低，不過我哋已經做咗好多嘢去搵我澳洲個學位，都係唔好浪費喇。」我深知，他根本就無心留港，再與他討論下去只會是給自己一些不實在的幻想。 所以，我在家中的雜物始終有一天是要開始執拾的。要做太空人的日子將會要來。這對我們一家將會牽涉一段磨合與適應期。我相信，當我們過了起初的依依不捨，我們是會習慣好好地以新的模式去相處。要面對現實，要執拾雜物，只是遲早的事。

上年老婆生日在澳洲度過，她約了一群朋友一起吃午餐。完了後，其中一對是兩夫婦的朋友就負責駕車送老婆、阿仔與我回我們在墨爾本的住所。途中，朋友的車與隔離線的另一架車差點兒在一個紅綠燈位互撞了。 紅綠燈剛剛轉了紅燈，另外架車的白人司機就開了車窗，然後向我們用英文大罵：「你哋班亞洲X，對眼又X斜又X扁，搞到乜X嘢都睇唔到都仲學人揸車，呢度係澳洲，你哋返X自己鄉下啦！」聽到這番話，駕車的朋友就簡單用幾句英文粗口回應，但另外架車的司機繼續在不停地罵類似的東西。 在那一刻，我決定用很重的澳洲英文口音開口了：「收你把X嘴啦，X你！你隻死X多毛怪，我啲英文講X得好X過你好X多啦，你啲咁X嘅英文水平仲夠X膽攞嚟叫我哋返鄉下，不X如你先X返鄉下，然後我教X下你點樣講英文吖，你個死X！」 聽到我「一輪嘴」那樣說，另外架車的司機深知他說不過我，開始有點「口疾疾」，說：「你⋯你只不過係一個黃皮膚嘅白人，喺⋯喺度扮乜？」我再加多句：「使唔X使教X埋你講中文呀，多毛X！」就此，另外架車個司機就趁轉了綠燈，趕快地把車駕走了。 如果他未有親眼看過如何對抗欺凌，我擔心他到真的是遇到類似情況時不會懂得去面對。 所以，我在霎那間決定要以我的還擊為阿仔做一次示範。 說了那麼多，這個故事又與親子有何關係？其實，在我開口罵那司機前，我是有想過，阿仔是在場的。如果我「還拖」，必定會滿口粗言穢語，會否教壞阿仔、會否嚇壞他、會否被老婆批評我在阿仔面前講粗口及發脾氣？ 不過，當我想到阿仔將會去澳洲生活，又想到他在學校、各體育會、甚至街上都會難免遇上這些情況時，我就沒有任何懸念了。我可以向阿仔說一百次怎樣不要害怕、不要逃避被他人欺凌的情況、要懂得保護自己，但那一切都只是理論、是「學術討論」。如果他未有親眼看過如何對抗欺凌，我擔心他到真的是遇到類似情況時不會懂得去面對。 所以，我在霎那間決定要以我的還擊為阿仔做一次示範。 事後，我有向阿仔解釋，說他要憑他在車上見到我怎樣做而記住，被欺凌並不需要害怕的。當然，我都有對阿仔說，粗口是不好的，沒有絕對必要就不要用了。我亦提醒他，還擊都要看情況，如果另外那架車不是只得一個司機而我們車上不是有四個成年人，我都不會亂來。 不過，雖然阿仔真的是透過這一次的示範令他體會到不要輕易向惡勢力低頭，但我始終寧願沒有任何人會欺負他。老實說，澳洲的大城市（特別是墨爾本）都偏向是開放、包容、不容忍惡霸的地方，但願阿仔去到澳洲生活後不會太需要使用任何還擊欺凌者的伎倆。

在我們一群中年人或更年長的人長大的時候，很多東西都會令長輩懷疑孩子是撞了邪。孩子到了兩、三歲都不太懂說話可以是中了什麼咒。孩子不時情緒失控又可以是鬼上身。孩子情緒上不懂得愛或不懂得有同理心都可以被認定為撞邪。在這些情況下，長輩不時會要孩子參與不同的驅魔儀式。 當然，這些儀式不時都帶一些恐怖成份或牽涉進食，喝下一些根本不宜讓其注入人體消化系統的東西。這一切很多時都只會把孩子更加嚇壞，令他們的情況更嚴重。換句話說，老幾輩人士的迷信是好心做壞事，無意地就把孩子推到去萬劫不復的境界。 隨着醫學的昌明，現在越來越多人明白，孩子上述的一切不常規表現其實都是一些醫學問題。不太懂說話可以是不同程度的自閉、溝通障礙或智商障礙。時常失控地大吵大鬧或不懂得有情緒可以是不同程度的過度活躍、情緒障礙、自閉等。只要這些症狀是及時發現，現在已經有很多輔導、心理治療、藥物等能控制、把病情減輕一點（有些個案是難以完全根治的），甚至在個別情況下根治症狀。 要真正令受影響的孩子得益，就要政府提供足夠資源，及社會不要就有關症狀掉以輕心 縱使如此，上述的一些症狀在香港都是難以得到正視、遑論受到廣泛處理或醫治。問題主要出自兩個來源。第一，香港政府在處理這類型症狀的資源不足。譬如說，我聽過一些朋友說，不少評估及治療上述症狀的服務都牽涉到要排期一年或以上。雖然這些症狀不涉及生命危險，但它們普遍都是一些過了約三、四歲就已經很難治理。而現實就是，香港父母不時都是孩子到了三、四歲才較全面留意到這方面的症狀，還要等一年或以上往往就是錯過了較有效地治理孩子的黃金時間。 這亦顯示第二個問題。香港父母對於孩子自閉、情緒問題、過度活躍等症狀的理解較少。這令到他們懷疑及發現問題的時候都較遲。 不要誤會，我不是怪責任何父母，這是社會風氣及有關資訊缺乏的問題。譬如說，如果一對父母擔心孩子為何兩歲還未懂得至少說一些單字、或表現得十分沉默，就總會有很多親友說「不同人的說話能力進度不同」或「可能是你們的孩子特別乖巧，不會嘈吵呢」。我不是說這兩個可能性不成立，但當社會假設了上述情況應該是沒有問題時，父母就很容易會相信、因而無意地錯過了早一點讓孩子接受有關測試的機會。 所以，縱使我們在各種兒童心智症狀已不再迷信、相信醫學，但要真正令受影響的孩子得益，就要政府提供足夠資源，社會不要就有關症狀掉以輕心。

幾星期前，我在HappyPama刊登了一篇題為《對世界漠視與無知的長大環境》的文章，當中提到「問題根本就不止於教育制度，而是源自整個家庭、社會孕育出來的成長環境。」文章刊登後，我不斷在想，究竟是什麼家庭與社會因素導致這情況的出現？ 其實，一切都是源於我們社會不容許任何人對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國家、自己的世界有希望。 這幾十年來。無論是什麼年紀的香港人，他們目睹的就是，每當他們對這城市有什麼期望、希望也好，最終都是會化為泡影的。就算有時他們以為自己能成功停止一些令他們絕望的東西，有權有財有勢那一邊始終都會用時間、資源、法律去把那些已被停的東西無名有實地死灰復燃。 對香港的希望幻滅，還大可以北望神州？老實說，其實內地在很多方面都不是好像個別香港人以為那樣，一切都是人間地獄。 其實在很多方面，內地與香港都同樣地有好有壞，只是因為真的是地大人多，所以內地的最好與其最壞都是相對地極端。不少對內地不會有一面倒反感的香港人都是透過生活、工作與內地人打交道而見到日常不是非黑即白的國情。但當本地最「大聲」要求港人多些認識內地的聲音，都是偏向要港人盲目地歌頌內地的一切，這只會弄巧反拙，令港人只感受到內地令人透不過氣、無望的一面。 要扭轉香港青年對世界漠視與無知，就始終要處理這問題的社會、家庭根源 好了，不看內地，不如放眼世界？但港人看到的「世界」，只是一些除了說幾句籠統說話就不多關心香港的國家。看到這情況，有些香港人不禁在想，世界不理會我們，我們為何要關心世界？ 有了上述的各種情況，香港社會很容易就會得到一個結論，就是認識及關注世界是無謂的。既然社會在各範疇都難以得到希望，就不如不理世事，把精力放在此時此刻的物質需要與慾望，事事各家自掃門前雪、事事即時「食咗先講」。 社會整體有這股氣氛，父母在家中教導孩子時亦自然地會訓導孩子們不要理那麼多、不要有那麼多理想、不要放眼世界，因為這一切都是危險及很可能會教人失望的。所以，父母從孩子年少時就會灌輸，只要讀好眼前的書、以賺大錢為目標就算了。 正如我幾星期前那篇文章提過，「作為一個在經濟上要靠面向世界才能生存、社會政治上要國際化才能維持其獨特地位的城市，香港人真的可以選擇讓下一代對世界漠視或無知嗎？」所以，雖然我理解為何情況會是這樣，但我不能同意上述的一切消極、功利看法。不過，要扭轉香港青年對世界漠視與無知，就始終要處理這問題的社會、家庭根源。至於如何去處理，我只能說，well，that’s way above my pay grade。

阿仔在他就讀的小學曾選擇了辯論為他每星期一次的校內課外活動。他最終因比起其他辯論班成員較低年級，所以沒有被挑選代表學校參加對其他學校的辯論比賽。縱使如此，阿仔對辯論興趣濃厚，當他發覺我原來在中學時期時是學校辯論隊成員後，就不時興高采烈地與我討論辯論論點與技巧。他甚至向他學校的辯論隊導師提起我的經驗，而導師亦因此邀請了我去與辯論隊成員分享辯論心得。 整個分享會都十分愉快，學生們亦有很多問題與論點拿出來與大家討論。 當分享會完畢後，導師就與我分享了他們辯論隊的情況。最令導師懊惱的，原來不是孩子們當你天份或興趣，而是不少對手學校的處事方式。導師說，以他所知，不少參與辯論比賽的小學都是由導師為隊員預備好理據、演辭等，而隊員就只需要把已提供了給他們的東西背得動聽就可以了。相反，阿仔學校那位導師就拒絕這樣做，因為他認為辯論並不只是說話是否動聽，亦是讓孩子們學習怎樣有獨立思維的好訓練。 當然，他的堅持是有代價的。孩子們出去比賽時，他們的對手已經享有遠超乎他們年紀、心智與教育程度的論據與演辭。對於評判來說，他只會看到有一隊是明顯地較成熟、難以深究為何會有這情況出現。在這情況下，沒有被「餵飼」材料的辯論隊一定會在比賽層面上相對地輸蝕。 如果我們繼續助長這種填鴨式學習課外才能的方式，我們最終只會製造一批批強於「吹水」，但就欠缺真材實料及較深層次的領會或創作能力。 我們真的想我們孩子的才能只是像紙牌屋那樣脆弱嗎？ 我真的不明白，為了勝出去這樣「教」辯論，除了讓孩子有高一些勝出機會，又有什麼好處？辯論，除了訓練演說技巧，其實更重要的是訓練資料搜集、獨立思維、辨別是非與邏輯的能力。如果一切都只需要孩子們用口，但不需要他們用腦，辯論這個活動就失去了其課外教育意義，大家不如讓孩子上演說技巧課程也罷。 不過，想深一層，其實香港不少課外活動最終都是以這填鴨模式去處理？譬如說，不少畫畫班放出來展示實力的孩子作品都是幾乎一模一樣，極少孩子個人性格的。又或者，如果大家去聽聽一些普通話兒童朗誦比賽參賽者，都會發覺他們來來去去都是唸那幾首詩詞、用同一的京腔，而且每個孩子在朗誦同一首詩詞時都會就不同字的大細聲、高低音以一模一樣的方式去演繹。 再或者，現在潮流興着重讓孩子補習以拼音（phonics）形式學讀英文字，促使他們很快就能讀到很多很深的字，但就忽略鼓勵他們透徹地領會生字或句子的意思。 不要誤會，我知道在技術層面上，孩子在很多東西都要學一些基本功夫，否則難以發揮個人風格或去更深入認識一些東西。可是，如果我們繼續助長這種填鴨式學習課外才能的方式，我們最終只會製造一批批強於「吹水」，但就欠缺真材實料及較深層次的領會或創作能力。 我們真的想我們孩子的才能只是像紙牌屋那樣脆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