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穎

何謂「社會」呢？廣義是指由個體建構而成的群體，當中具有獨特的文化和生活習慣，當人類之間互動及交往，組合起來便可稱為「社會」。如果從父母的角度來看，「社會」是一個讓子女成長的地方，子女完成學習階段，從學校畢業，離開父母師長的保護（或操控），為生活、薪金、工作、理想打拼，即我們所說的「投身社會」。 作為父母及師長，我們總有一種思維，就是要保護我們的孩子，不讓他們被這個「社會」所同化及洗禮，因為我們都認定社會的價值觀總是扭曲，人性總是醜惡。只要把孩子留在學校這個安全的環境，家長及老師便能夠為小樹苗遮風擋雨，他們就可以健康茁壯成長，毋懼外面的風風雨雨。 但經歷過2019年這個暑假，你真的認為自己有能力把社會與學校分隔嗎？無論你的孩子年紀多大，懂事與否；無論你花多少時間盡力避免子女不接觸政治，他們還是有機會從報章的頭版、電視新聞片段、街上的塗鴉，知道今個暑假在香港所發生的一切。 你的孩子或許會問：為什麼有些示威者要攻擊警察？為什麼警察要腳踢跪下的市民？ 讓孩子遠離政治 有可能嗎？ 學校本來就是社會的縮影。試想想，學校裏一樣有「衣、食、住、行」等關係，即是「校服、午飯、課室、校巴」；學校亦有「政治、民生、法律、執法機構、一般市民」，即是「學習政策、學生福利、校規、風紀、學生」。既然兩者的體系設計一樣，今天在社會發生的事情，難道就不會在學校發生嗎？ 舉例，風紀在執行校規時，少不免會與同學產生一些衝突；教師處理部分學生服飾或髮式等校規時，總會碰到一些校規沒有清楚說明的地方；中文組的老師在處理學生欠交功課的問題上，有需要時，亦會把學生資料轉交訓導老師。大大小小的衝突總會在有人類的地方出現，那麼社會與學校的分別究竟在哪？ 學校雖然是社會的縮影，但我們知道「教育」更重要的任務，除了把知識傳遞給學生，還有要教導孩子「價值觀」，如正義、犧牲、堅持等，但同時亦會教導學生如何寬恕、妥協、和平、慈愛、復和等。 灌輸正確價值觀放首位 如果我們可以在學校裏，把灌輸正確價值觀放在要處理事情的首位，便能輕鬆處理大量人與人之間的糾紛及衝突。學生要關心今天的社會，除了單單空談政治外，學校更應該讓學生身體力行，用體驗的方式來接觸社會。我們不能讓孩子一邊說關心香港的未來，卻只是空談眼看不見20年之後香港的政制發展，但就不去關心眼前有需要的人。在這個紛亂的時代，我們更應讓學生先關心今天在學校社區中有需要的人，如學校附近的長者、露宿者或低收入人士。 當學生透過服務學習，更切實了解到現實社會的結構，或可化為更大的學習動力，因為孩子明白用學習來裝備好自己的原因，就是要改變未來的社會，讓社會上的人生活過得更加快樂。  

近期，由日本藝術家相蘇敬介創造出來的Momo雕塑，引發很多關於網絡為兒童帶來危險及威脅的社會討論。這件事簡單來說，是源自幾年前出現的Momo Challenge及其他危險的網上挑釁遊戲，企圖讓孩子相信網上恐嚇留言，做出一些攻擊別人甚至是自殘的危險行為。 這件事在香港的家長群、媒體甚至在學校裏發酵。社會上很多人討論這事情的真偽，一些外國傳媒更宣稱這件事是假新聞。當然，作針對性的時事評論或社會現狀分析，探究這則新聞的真偽性是有必要的。但即使新聞是假的，家長及學生以訛傳訛，三人成虎，已把謠言當作事實。 從這幾周傳媒及家長群的反應，明顯產生了「警訊效應」，即本來大家都沒有留意這件事情的，然而因着傳媒廣泛報道，家長不斷在群組表示極度擔心，結果引起本來對事件毫不知情或沒有接觸的孩子去注意，而且主動去搜尋有關這件恐怖事件的新聞，加快了事件的傳播。有些小朋友甚至會自己編製恐怖遊戲來嚇唬同學，以致我們處理學生輔導時更加困難。 其實這類事件並非在這一兩年才出現，亦不是網絡媒體獨有的恐嚇行為，類似的恐嚇「小遊戲」其實在很多年前已經存在。在筆者讀書的年代，已有「傳紙條」方式的死亡恐嚇遊戲。有人會把紙條傳給我，內容寫上︰如果我不把這紙條重抄10次，我家人便會有生命危險等等。 必須監管孩子使用網絡 細心想，這些威嚇是「真」是「假」是否重要？在教育孩子上，這些威嚇流傳在於哪一種媒體，是「紙條」或「網絡」，是「YouTube」或「WhatsApp」又是否重要？當然，網絡傳播比數十年前的「傳紙條」方式，傳播性更大更廣，因為網絡能同時用聲音及畫面去把信息烙印在小朋友的心坎中，也反映出多媒體對人的影響。 但這件事更可怕的地方是，作為家長、老師，我們究竟有否給予孩子足夠的關心？我們跟孩子的關係，又是否如想像中親密呢？ 先講關心。小朋友使用網絡是應該被監管的，尤其在孩子心智未成熟的時期。由於小朋友很容易誤信眼見的事情，而且會幻想其他不同的可能性，因此，成年人有責任監管小朋友使用電腦及網絡，包括考慮是否讓孩子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長時間使用電腦。 何解孩子信Momo？ 家長應跟孩子約法三章，限制孩子特定的上網時間，以及規定上網的地點及空間等。我會建議小朋友宜在客廳使用電腦及上網，並坐在餐桌非背向牆壁的位置。這樣既方便家長預備好晚飯需要收拾餐桌時，順道要求孩子停止使用電腦，並邀請孩子幫忙「開飯」；另一方面，這安排亦讓孩子有意識地知道家人隨時可監察他上網的畫面，減少其主動接觸不良資訊的可能性。 談到跟小朋友的親密度，我們更要反思︰何解孩子會相信大眼睛Momo所說，而非相信每天用心照顧及教導他們的親師呢？當孩子感到惶恐或威嚇時，他第一個會找誰傾訴？是自己的父母、老師嗎？還是會按Momo的指示，作出可怕的行為？這正正在挑戰今天以學業為主導的家庭、為口奔馳的父母，你們與子女所建立的關係，又是否如想像中般牢固？ 作者簡介﹕一直致力實踐教育創新，當過浸信會天虹小學「白武士」5年，把它從殺校邊緣挽救回來，成為教育界佳話。 教學網誌： FB.com/mrchuclassroom 文﹕朱子穎（德萃小學及漢師德萃學校總校長） [Happy PaMa 教得樂 第232期]

當孩子或者學生犯錯，作為家長或者教師，一定要斥其非，指出他的不是，這是每一個關心孩子成長的成年人都必須要做的事情。但大家可曾見過，有家長會在街上歇斯底里地怒罵孩子？到底成年人是在發泄自己的情緒，還是在想幫助孩子糾正行為呢？這兩者之間的分別在哪？ 試舉一個例子：有學生忘記帶功課，老師指斥他時說：「你為何不帶功課？」、「為什麼又忘記帶功課？」或是「不是提了你很多次嗎？你一次又一次忘記帶功課」等。大家認為，這位老師是在宣泄自己的不滿情緒，還是在教育學生呢？ 我們可從幾個角度分析。 重複消極發問無助糾正 首先，當孩子做錯事時，若我們只是不斷地重複問他「為什麼」做這件錯事，表面上好像是真的想了解背後原因，但實際上孩子很難回答的。假若他知道自己為何不帶功課，他就不會忘記帶吧！其次，我們會很容易在學生面前覆述他曾犯過相類似的錯事，如說「你上星期又忘記帶」、「兩個星期前又忘記帶」或「我昨天明明提你了，你今天又忘記帶」，這種重複，只能讓孩子知道自己仍然沒辦法改善好，基本上與糾正行為沒有關聯的；再者，我們會重複說些消極沒意義的發問，例如：「你要我說多少次才記得呀？」、「為何Ａ同學記得，你又不記得？」 這樣看來，老師說這些話都是在「發泄情緒」，而不是幫助學生改變行為的方法。 即使可以改變，也不過是孩子不想你再在他身上宣泄情緒而作出改變。這種「情緒勒索」，並不能真正改善到孩子的行為問題。 提出方案 與改善行為有關聯 但如果從教育學生的角度出發，大致可以分成三種做法。第一種是「正增強」，即跟孩子說「你今次忘記帶不要緊，但下次你記得帶時，我會獎你零食或者小禮物」，這種方法有助孩子提升動機，他會為獎賞而作出改變；第二種是「負增強」，即剝奪孩子喜歡的或是既有的利益，如說「因為你忘記交功課，所以罰你沒有小息時間」、「你今天不可以去公園玩」或者「不買你想要的玩具」，孩子會因為害怕失去他們的權利或喜歡的東西而改善行為。 說到這裏，我當然想提出更有意義的方法，就是注重改善行為方案的關聯性。 意思是，我們是否可以提出建議或要求孩子做某些行為，而那些行為是與需要改善的行為有關聯的呢？舉例跟孩子說：「你可否做個計劃表或者清單提醒自己交什麼功課？」或「你可以畫一幅四格漫畫提醒大家都要執拾好需要帶的東西嗎？」通過這些有意義或具相關性的行為，孩子就會明白到，自己做錯事所引伸的後果是會影響別人的，因此他們不是為了不被責罵或得到獎品而去作出改變，而是由衷地作出改變。 作為成年人，我們實在需要檢視一下自己如何處理孩子犯錯的態度，以免把情緒化的打鬧變成了合理化，甚至變成一種反射條件：當孩子一做錯，我們反射性的把一些說話或一些行為發泄在孩子身上。當孩子做錯時，我們發脾氣，其實他們不會看到自己的錯處，他們見到的，往往只是成年人罵他們的醜態。這樣，根本於事無補，也無助塑造孩子成為一個有良好品格的人。  

做父母永遠將子女的安全、健康及快樂放在首位，這亦是當父母的最重要責任。為防止家居意外，我們會為剛學爬、學行的孩子裝上安全圍欄，不讓他們進入廚房、陽台等地方；到孩子兩三歲時，又會把家中的枱角、牆角甚至是櫃門都安裝上防撞膠邊或安全鎖，以免孩子走動時撞到頭；我們甚至害怕子女劖刺或被粗糙不平的東西弄傷，於是竭盡所能，把他們生活中會接觸到的東西磨滑整平。上述為子女所預備的，絕對是正確無誤；但長遠而言，家長把孩子成長路上一切負面、危險、不快樂的都統統除去，這又是否最好的安排呢？ 為孩子除去所有障礙未必最佳 記得曾經看過一部以未來科技為題的電視劇《黑鏡》（Black Mirror），其中一集講述到只要在孩子腦中植入芯片，家長就能全方位以孩子的視角，掌握他們每天的所見所聞及所經歷的任何事。劇中的母親為曾經走失的女兒植入芯片，用作追蹤定位，還設定了把色情、暴力及血腥等不想讓她看到的場面打格，使到影像及聲音模糊。於是在小女孩整個成長階段中，她從來沒有看過或聽過這些負面事情，得到了比任何人更「快樂」的童年。劇情結局甚為諷刺，小女孩因為在母親極度保護和監視下成長，長大後根本無法適應現實環境，甚至做出自殘自毁的行為，完全偏離了母親當初保護女兒的本意。 本文不是鼓勵父母把家中保護兒童的安全措施全部拆除，或讓子女看暴力血腥的畫面。事實上，在孩子心智未成熟前，過早讓他們接觸負面情感、經歷創傷，絕對不是一件好事。只是，我很想家長一起反省深思，在子女的成長路上，從不讓他們經歷挫敗、失望、分離，童年時從來沒有跌過痛過，這是否就對子女最好呢？ 陪伴面對挫折與困難 我們重視給予孩子體驗學習的機會，這並非說要刻意讓他們失意、受挫敗或者受傷害。而是父母、師長只要在安全情况下，陪伴孩子面對挫折，經歷困難便好了。否則，即使確保了小朋友在孩提時代沒有任何「不快樂」，也難以保證他們將來工作及在漫長人生，能完全避免遇到困難和失敗。 試想想， 這值得父母好好反思。 作者簡介：一直致力實踐教育創新，當過浸信會天虹小學「白武士」5年，把它從殺校邊緣挽救回來，成為教育界佳話。 教學網誌：FB.com/mrchuclassroom 文﹕朱子穎（德萃小學及漢師德萃學校總校長） [Happy PaMa 教得樂 第217期]

經常有人問我究竟當學校校長最困難、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校長最難的工作是怎樣做到「平衡」，作一個天秤去量稱不同的持份者，包括老師、家長及學生不同的意見。 我經常說不是回應家長訴求及面對老師，亦非幫學校尋找資源或提升學校的知名度，校長最難的工作是怎樣做到「平衡」，作一個天秤去量稱不同的持份者，包括老師、家長及學生不同的意見。 當一個校長，經常要跟教職員通過校務會議、科務會議或閒談中了解及聽取老師眾多的意見。老師總因着工作上的掣肘、時間有限或資源分配等等，提出許多要求。處理老師不同意見，對校長而言，並非最難。畢竟，學校的架構上無論怎樣改變或更新，校長在管理層的頂部，很容易處理有關不同意見或資源上的分配。 平衡家長想法最困難 校長最困難的地方，其實是要平衡家長的想法。當每天站在學校門前，與600多個來自不同背景家庭、不同看法及不同世界觀的家長，為着他們所愛、所關心的子女角度出發，與校方爭取及表達意見時，每個家庭大多是將自己孩子的情感及喜惡放在首位，專注了孩子短暫個人成就及優缺點上。這個時候，作為一個校長，如果只是站着做一個Yes Man，來者不拒，任何家長的意見我們都遵從，這是最容易的處理手法。 因為Say Yes可以最快停止家長的要求，最快讓自己可以返回校長室，繼續自己案頭的工作。但為什麼這是最可怕呢？因為這等同放棄自己所持守的教育價值。 一份對教育的「堅持」 就舉一個最新的例子來說，新加坡政府剛剛宣布一個新政策：從2019學年開始，取消小二的年終試、小一和小二平日的所有考試測驗及中一生的年中考試。而2021年底前，也陸續取消小三、小五和中三的年中考試。有關政策指是經深入研究後，證實可減輕學生的考試壓力，減少考試導向的重要及優化教育成效。如果這些教育政策在香港推行，或落實於香港的學校，估計會遇到很多教師及家長的反對聲音，我認為最困難的，就是一份對教育的「堅持」。 盧梭在1762年《愛彌兒》早已描述這個Say Yes的狀態：「我們對童年一無所知，而也正因為我們對它的錯誤認知，我們愈受教育，我們就愈偏離正軌。」 若真正愛我們下一代、真正為香港發展好的話，究竟教育是要停留於今日着重學生的操練及成績，單一以公開試成績來判斷一個人的價值？還是我們要跨一步，預備我們的孩子，使香港能面對未來的挑戰，面對一個未知的世界？跟家長及教師Say Yes很容易，但作為校長，更應該堅持發展下一代教育的真正需要，提升學生的軟實力，包括溝通、協作、創意、公民義務及建立關愛的心，讓教育改變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