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建峰

老婆很怕家中儲存很多東西，包括阿仔的書。所以，她較喜歡與阿仔在圖書館借書。最近，老婆借了一本名為《好心的國王》，書是關於兒童權益太祖Janusz Korczak（書籍是台灣出版社翻譯的，他名字被譯為柯札克）的一生事蹟。這本書是我與阿仔一起讀，他雖然明白故事內容，亦有就柯札克的事蹟提問，不過未見阿仔對故事有特別大的起勁。但當我們看到故事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戰那一部分，情況就大變。 阿仔在那一頁一見到書中繪畫有個帶着納粹標記手帶的軍人，就立即發出帶點驚恐的「啊」聲。他這個反應，源自我曾給他看一些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書籍，所以他大概知道希特拉及納粹的邪惡。阿仔問我：「那個納粹人帶柯札克和他那群孤兒去哪裏？」當我解釋他們是被帶去一個環境不好的猶太人隔離區時，他已有點不開心，不明白為何要這樣對待他們。 到了書的最後一頁，文字提到柯札克與孤兒們下了黃泉。阿仔問我「黃泉」是什麼，我說意思是他們通通死了。 阿仔的這種感覺在看下一頁書時更強，因為書本提到柯札克照顧的孤兒因糧食不足而愈來愈瘦。他不能接受有任何人會那麼殘忍，讓孩子飢餓。 再過一頁的圖像描述柯札克又與他照顧的一大群孤兒一起上路。相關的文字就提到柯札克雖然有機會逃離但決定與孤兒們留在一起、及孤兒們跟着柯札克時上路時流露出的平安。阿仔問我柯札克與孤兒要去哪裏，我解釋他們要去哪些他在二次大戰圖書內看過的集中營。阿仔大概理解是什麼，變得愈來愈安靜。 到了書的最後一頁，文字提到柯札克與孤兒們下了黃泉。阿仔問我「黃泉」是什麼，我說意思是他們通通死了。他再問柯札克與孤兒們是怎樣死的，我解釋：「書沒有說，但很大機會是納粹軍用毒氣毒死他們的。」 我對他說這個世界有很多人心腸惡毒，但最重要是我們保持善良的心，因為這比任何聰明才智更重要。 就在這一刻，阿仔忍不住了，大聲地哭、眼淚一大滴、一大滴地不停地留下來。我問他為何哭，他即時說不出，到他幾分鐘後逐漸停止哭泣時才解釋。他一方面被柯札克陪伴孤兒到最後一刻十分感動、一方面很同情他與孤兒們這樣慘死、一方面不明白為何要這樣對待他們。 我對阿仔說，我看到他有那麼的同情心、那麼的好心腸十分感動。然後，我對他說這個世界有很多人心腸惡毒，但最重要是我們保持善良的心，因為這比任何聰明才智更重要。我趁機勉勵他，說他有這份心比起他學業成績好或不好令我更開心。聽完這番話後，阿仔就安靜了，我們照常繼續在他睡前祈禱、那夜特別為他的一顆心祈禱，然後他很快就入睡了。 阿仔入睡後，我向老婆提起剛剛發生了的事。我倆都就阿仔所展示的善良十分感恩。但願他長大後都會能把這份善良保存。無論如何，老婆與我都會像耶穌之母瑪利亞把耶穌長大過程中的事「默存心中」（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九節）那樣，好好記住我們這個「好心的阿仔」成長中的一點一滴。 * 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任建峰 執業律師

每當我對香港朋友說我是在澳洲墨爾本喇沙書院讀中學時，他們都會說：「嘩，名校喎！」其實，我母校絕對不是名校：因各種歷史與文化理由（有機會再向大家介紹一下澳洲學校區分），澳洲天主教學校絕大多都不是名校。 但最近，墨爾本喇沙因為一件恐怖的事，令學校聲名大噪。一名曾在母校任教的澳洲喇沙會修士近三星期前被判曾在1969-1977年之間性侵犯8個當時為11-15歲之間的墨爾本喇沙學生，要入獄超過5年。證據更顯示，當時學校對於這些惡行是知情的，但他們不但沒有報警，還把修士轉去另一家學校、讓他繼續有侵犯孩童的機會。判決一出，母校及澳洲喇沙修會立即向舊生及公眾發表道歉聲明。 那個大罵《蝙蝠俠》電影、要我們開課時念《聖母經》的修士是否以一臉正經來掩蓋其陰暗的一面？ 普世天主教會的神職人員性侵犯兒童的案件近幾十年多不勝數，但牽涉自己母校的案件真的是第一次聽到。傳媒報道一出，連串的回憶與反思近日在我的腦海湧現。 第一，我在1989-1994年間就讀墨爾本喇沙時，是澳洲第一批澳洲神職人員性侵犯兒童指控在傳媒浮現的時候。我們一群同學都聽過這些指控，有時都會猜測究竟當時在學校任教或工作的修士中又沒有戀童者。那個大罵《蝙蝠俠》電影、要我們開課時念《聖母經》的修士是否以一臉正經來掩蓋其陰暗的一面？那個聽到學生提起星球天王星「Uranus」會聽成「你的肛門」的修士是否「日有所思」？那個說話柔和、很喜歡與學生搭膊頭的修士又有沒有可疑？我偏向相信他們並不是戀童者，但學生之間就曾有所疑問了。 這些事在香港看來較少發生未必是因為本地神職人員較正直，而是因為香港地少人多，心懷不軌者根本難以與兒童單獨在一起、遑論作惡。 第二，近期被判的修士犯案的時間只是比我在墨爾本喇沙入學早十多年。過往的多宗神職人員性侵犯兒童案件都牽涉家境較困難的兒童，因為他們較容易在欠缺自信下被神職人員威逼利誘。我就讀時是我爸爸惹官非、家境最困難的時候，我不少同學的家庭當時都因澳洲整體經濟衰退而家境困難。如果這修士是先在其他地方任教、在我就讀時才調來母校任教，我會否成為受害者？我的同學會否成為受害者？ 第三，我知道有些香港教友相信，神職人員兒童性侵犯是外國文化的問題，在性問題上較保守香港除了零星個案就根本不存在。一名香港教區神父曾對我說，這些事在香港看來較少發生未必是因為本地神職人員較正直，而是因為香港地少人多，心懷不軌者根本難以與兒童單獨在一起、遑論作惡。隨着近日神職人員性侵犯兒童的新聞再在香港出現，我們是否應該還對議題以事不關己的態度去看？ 最後，雖然一連串的神職人員性侵犯兒童醜聞沒有令我對整體天主教信仰有所動搖，但至少在阿仔的層面，我都曾提醒他千萬不要在沒有其他人看到他的情況下單獨與神職人員一起。這不是因為我對所有神職人員失去信心：我相信絕大部分的神職人員都是無私、可敬的正人君子。但說到自己的兒子，我既然帶他進入教會與其信仰，我就有責任去教他學懂保護自己、提防萬一。 一件在母校發生的惡行，帶來萬分的感概。 * 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任建峰 執業律師

老竇陪阿仔看體育賽事並不是什麼大事。有哪一個典型麻甩佬不會想自己的孩子陪他一起狂熱、一起對着個電視大聲呼喊？但體育賽事亦有陰暗的一面。當這陰暗面呈現時，又會否「教壞細路」？我最近就要處理這情況。 我在澳洲長大，所以我很喜歡看木球（別稱板球、cricket），阿仔亦很喜歡與我一起看。他很支持澳洲國家隊，亦特別崇拜澳洲國家隊兩位地位超然的擊球猛將、隊長史密夫（Steve Smith）及副隊長華納（David Warner）。他會不停問我關於史密夫與華納的事蹟，除了在電視看木球賽事外亦會連他倆擊球片段都在YouTube「汁都撈埋」。 今年3月，澳洲隊作客大戰南非，電視台在賽事時發現澳洲一名年輕球員企圖用類似砂紙的東西磨木球。這是木球運動的大忌，因為會令一個木球在投球時的空中飄移異常、令擊球手難以應付，是一種十分陰險、「冇品」的「打茅波」方式。 這件事教訓我們，做人要誠實、做事正直。否則，無論你有那麼能幹、那麼被世人視為偶像也好，你遲早都會被發現、被懲罰、被眾人離棄、他人對你的信任盡失。 國際木球球壇與平時對國家隊球員極度愛戴的澳洲公眾，大家都人神共憤，連澳洲總理都發聲要求澳洲木球總會嚴正處理事件。史密夫一度企圖淡化事件，但令澳洲民情火上加油。社交媒體及傳媒都大罵涉事者「茅躉」。澳洲木球總會調查發現，原來年輕球員「磨波」是在史密夫默許下由華納指示與「教路」，3人最終被停賽9個月至1年、亦被各大商品贊助商遺棄。 看到他的偶像做了這些事，阿仔有點兒不開心。他雖然年紀小小，但都會問「為何Smith與Warner要做這些不對的事？他們是否好人？是否以後都不會再見到他們打cricket？」面對這些問題，我最初都有點不知所措（作為球迷，我都有阿仔類似的疑問，只是我與朋友討論時會多了一些成人「助語詞」）。但經過與老婆討論後，我們最終這樣向兒子解釋，而8歲半的他聽完後又好像有點領會、不再被事件困惑： 「這件事教訓我們，做人要誠實、做事正直。否則，無論你有那麼能幹、那麼被世人視為偶像也好，你遲早都會被發現、被懲罰、被眾人離棄、他人對你的信任盡失。信任要靠長時間建立，但可以很快就失去，然後要重建就會很難。就算Smith與Warner受了懲罰後因球技出眾再有機會代表澳洲國家隊，大眾對他們的看法、尊重都會比以前差了很多。就是因為這個理由，爹爹媽媽一路教你做人誠實有何重要。」 過往，每當對體育賽事興趣不大的老婆投訴我花太多時間與阿仔看電視體育賽事時，我都會搬一堆「看體育很有教育性」的理由給她，例如「勤力練習好重要」、「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做人要堅毅」等「你阿媽係女人」說話。估不到，一場木球球壇醜聞，反而給了我們兩公婆一個活生生而阿仔又會明白的例子去教他做人道理，都算是一種收獲吧。 * 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任建峰 執業律師    

阿仔有一個十分老友的同學，最近在同學家中舉行了一個小型生日會。同學的家人聘用了一位菲律賓外傭為他們打理家務，生日會的食物全部都是由她做的。到了生日會尾聲，外傭累到要坐下休息一會。就在這一刻，阿仔同學的家姐就拿了一個杯到外傭面前，然後倒了一杯水給她喝。 生日會後幾個星期，我們一家三口又與阿仔的同學家人去燒烤。他們的外傭都有出席，有幫手一起烤食物，也有一起吃。同學的家姐見到外傭烤東西烤到滿頭大汗時，她主動走去烤爐幫忙，與外傭一起烤。 順帶一提，阿仔那位同學雖然未有他的家姐那麼細心，因為始終只是一位九歲小孩，而她的家姐是一位成年人；但他平日對外傭亦是恭敬與有禮的。有時他因只顧玩樂而忽略了對外傭應有的禮貌與尊重時，他的父母都會不時提點。 如果一個人在孩童時期已經那麼目中無人，又或者對不同人有不同禮貌或尊重標準的雙面人，他們長大後又會變成什麼怪物？ 我曾對阿仔同學的媽媽說：「你們兩公婆真的好，不只自己平時懂得尊重在你們家中工作的外傭，還懂得教導子女都要有同樣的態度。」那位媽媽對我說，要有這份尊重是必然的。外傭離鄉別井來港工作，雖然是有比在家鄉可觀的收入，但始終都是放棄了親身照顧孩兒的時光而來到他們的家，照顧他們的孩兒們。縱使這外傭已在阿仔同學一家工作多年，與這家人關係良好，外傭的孩兒讀書十分生性、離出人頭地的一天已不遠了，但她每次與僱主提起與孩兒分隔兩地時，都仍會落淚。 當然，不是每一個聘請了外籍家務助理的家庭，都如上述一家人聘用的那麼好。無論如何，作為僱主、作為人，我們不是都需要給僱員（特別是同住的僱員）多一些禮貌與尊重嗎？如果外傭表現不好或行為不當，作為僱主的大可以禮貌地提點，嚴重的甚至可以選擇解僱，但都不是對外傭無禮、不尊重，視她們如「妹仔」吧。 就此，其中一樣令我討厭的事，就是見到有孩子對外傭不尊重的行為或心態。這方面的例子實在是多籮籮。見到外傭不打招呼；要求外傭援助時連她們的名字都不用、只會以「朕就是法律」的語調要求外傭做事，遑論對外傭稱呼一聲「aunty」、「姐姐」、「阿姨」或說一句「謝謝」；對外傭呼呼喝喝；拿太多食物後吃不下就要求外傭吃「口水尾」。自己會說一些像罐頭的食物比不上新鮮食物有益，但就會說「罐頭這些東西是給工人食的」。 小孩無知，試問他們可以在哪裏學到這一套惡劣作風？你懂的。再者，如果一個人在孩童時期已經那麼目中無人，又或者對不同人有不同禮貌或尊重標準的雙面人，他們長大後又會變成什麼怪物？ 所以，對我來說，一個孩子怎樣對待家中外傭，是孩子有沒有家教的重要指標。而阿仔那位同學、家姐、父母就好好向我展示了何謂「有家教」。 * 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任建峰 執業律師

今年復活節，阿仔與我在家附近的足球場練習澳式足球（這是一個很獨特、好玩，而在香港又其實有得玩的運動，有機會再詳細介紹）。其中一樣練習，就是要他用手接球。練習一切順利，直至到有一次拋球給阿仔時他不但捉不到，而且帶着痛楚的表情、左手捉住他的右手。 「爹爹，好痛呀！」 原來球擊傷他右手指尾，即俗稱「篤魚蛋」的球類運動意外。我們起初以為只是普通小傷，幾分鐘後就可以繼續玩。但阿仔的痛楚沒有減退、他的右手指尾亦愈來愈腫。因為公眾假期難找醫生、私家醫院門診部在公眾假期又處理不到筋骨受傷個案，而我與老婆亦不想與有需要的人「爭」用公共醫療緊急設施，我們最終要帶他去了香港較少有的私家醫院急症室。 兩父子，相隔三十年玩同一個運動、受上同一個「篤魚蛋」傷患，但就得到很不同的對待與結局。 等候看醫生時，我一路看着阿仔的手指尾，一路想起三十年前的一件小事。1988年的我在澳洲讀小學六年級。一個天氣寒冷的下午，在午餐時段，我與同學們在踢澳式足球。接球時，我接得不準，與三十年後的阿仔一樣「篤魚蛋」，唯獨我被「篤」的不是右手指尾、而是右中指。或許上天知道我經常濫用那手指，所以予以懲罰吧！ 說到「篤魚蛋」，阿仔就比我幸福得多了。 一來阿仔有父母陪他去私家醫院看醫生。三十年前的我因家境困難、父母長時間工作及各有各煩惱，媽媽知道我弄傷了手指及基本安慰幾句後，就沒有時間或精神去顧及我那隻右中指了、更遑論帶我去看醫生。 阿仔隻手指被診斷為沒有什麼大礙，幾日內就開始退腫。三十年前的我沒有獲任何診斷，但手指就腫了、痛了好幾個星期。 阿仔就算在受傷後的星期五覆診時有醫生證書說他還要等多一個星期才做運動，他仍夠膽「律師二代上身」那樣嘗試以「板球是興趣、算不上是運動」為由，要求我們批准他翌日上板球課（老婆與我當然不批准）。三十年前的我就好一段時間手指痛到不能亦不敢在小息、午餐時上操場玩，只能在旁邊坐下看其他同學玩。 阿仔的手指如無意外應該什麼事都沒有了。今時今日的我右中指關節位仍有點僵硬（所以如果見到我豎起那中指，可能只是關節僵硬、並無他意，哈哈），不時要做一些令關節發出磨擦聲音的鬆筋骨動作。 兩父子，相隔三十年玩同一個運動、受上同一個「篤魚蛋」傷患，但就得到很不同的對待與結局。老婆與我有能力為阿仔在這情況下付出一點兒關懷與照顧不只是阿仔的福氣，亦是我們兩公婆的福氣。 * 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任建峰 執業律師

1999年3月，我在墨爾本大學繼續讀法律學士同時，開始就讀商科（主修經濟學）碩士學位。為了幫補家計，我當時在大學兼職為商科學士課程一些經濟學與統計學科目的助教，每星期教12班。既然我自己都還是大學生，我當時的學生與我年紀差不多。 我教完其中一班的第一課後，約了一個同樣是由香港移民去澳洲的商科師弟在大學食堂吃下午茶。他有點兒八卦地問，「喂，你有啲乜嘢中國人學生？」我當時與他提起幾個名字。到了某一個女學生名字時，這個師弟說：「嘩，佢好勁㗎！舊年佢一年8科之中，有7科係H1［即一級榮譽成績］！」 我對這學生有印象了。這位學生亦很有趣，每當我有預設的讓學生問功課時段時，都會不時與一、兩個朋友（其中一個多年後成為了上述師弟的妻子）來問的是一些理應是難不到一個讀8科有七科是H1學生的問題。 當確認老婆懷孕時，我倆還好像兩個十多歲的少年那樣、相擁哭泣，互對大家說會「負責任」，就算一些例行檢查曾顯示嬰孩有唐氏綜合症的風險，我們都從未打算不要他。 逐漸，我與這學生就相熟了，在她不再是我學生後都有保持聯絡，後來更在一起。縱使我倆無論在性格（除了我倆都很「硬頸」）、興趣、各自的強項都很不同，我們終於在2008年3月結婚了，今年正是我們結婚10週年。 10年前，我們兩個都算是有事業心的人。再加上我們兩個都是來自經濟環境較一般的家庭，既然開始有不錯的收入，我們就當然想盡享二人世界，沒有任何要小孩的計劃。但結婚後不夠一年，「意外」發生了。當確認老婆懷孕時，我倆還好像兩個十多歲的少年那樣、相擁哭泣，互對大家說會「負責任」，就算一些例行檢查曾顯示嬰孩有唐氏綜合症的風險，我們都從未打算不要他。 家庭上，阿仔的出現曾令婆媳關係惡化到一個為夫妻關係帶來甚大壓力、我倆與我媽媽亦曾因此抑鬱起來。 這10年間，沒有一件事比起生下阿仔令我們兩夫妻的生活更翻天覆地。老婆為了多陪阿仔放棄了去她僱主歐洲總行工作的機會，後來更放棄了高薪厚職、幾乎全職照顧阿仔，就算她現在做的網上賣玩具生意都是因陪阿仔玩遊戲才對此產生了興趣。我就因阿仔曾投訴我只顧工作，而放棄了在頂級國際大行做合伙人的機會、轉了去一家收入仍不錯但比不上頂級大行的中型國際律師行。就此，我最幸運的，就是老婆絕不是一個對物質有很大要求的人，否則我們根本沒可能那麼灑脫地為了家庭放棄了不同的事業機會。 家庭上，阿仔的出現曾令婆媳關係惡化到一個為夫妻關係帶來甚大壓力、我倆與我媽媽亦曾因此抑鬱起來。幸好，我們大家都能過了這難關，婆媳、母子、夫妻關係都在我媽媽有生之年得到修補。這一切難關令我們一家更帶着愛與包容。 電視劇《巾幗梟雄》曾有一句對白：「人生有幾多個10年？」老婆與我就是這樣過了10年。能與她一起及與她一起養育阿仔都是我的福氣，我亦對我們一家未來的多個十年充滿期待。老婆，結婚10週年快樂！ * 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