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美智

我們住在據說是中產社區，生活尚算安寧，外頭區區煙火處處亂棍，猶幸未攻到這裏（至截稿時尚未攻到），最接近一次是8月4日晚上，年輕人在區內主要道路設路障。作為和理非，天天追看新聞，失語症愈來愈嚴重，不如就記下那天晚上的破事兒。 那天晚上，多區都在發放催淚氣和名不副實的「海綿」彈，數量之多，有人精警地形容為「放題」，彷彿彈藥和人命都大跌價。夜半，街坊在網上爭相通報年輕人正從別處退來。家中兩孩已入睡，丈夫要落樓看，我換牛仔褲跟着去，但他說短褲拖鞋才好。武力當前，無論穿什麼都不能自保的時候，沒裝備反而是最好的裝備——這叫街坊氣場，是別區集來的智慧。 香港守不住 還有社區嗎？ 街上，十來個黑衣人從地鐵站出走，至於比平日看來更「街坊」的街坊，也三三五五地從各處冒出。 有中年漢舉手自報「街坊」，快步趕到隊頭，說：「我們在前面，我們來隔開。」黑衣人輕聲說「唔該」，長在口罩上的眼睛看來好年輕。 路障是我們平日用的垃圾桶、平日扶的欄杆、平日看的路牌，看着年輕人一一拆除搬去，心有戚戚焉。後來有居民在網上質問，大家怎麼可以撓着手任人破壞社區？雖然我未必認同示威者的每一個作法（這樣未免難度太高了吧），可是眼前的一桶一欄一牌，一來我保護不了，二來相對於死物，人的性命重要太多——包括示威者的、街坊的、警察的。再者，假若我們連香港這個家都守不住，還有社區嗎？ 自由如空氣 窒息才知道 深夜了，街坊仍然聚在馬路上，男的女的、中年的老年的，有人笑說：「平日都唔覺原來有咁多街坊！」後來我們鑽進地鐵站，在各個出口巡一圈，看到同樣踢着拖鞋的中年人，憂心忡忡朝閘內張望，看到黑衣人便找機會問：「要換衣服嗎？」另一人拿着袋子默默站閘前，大概便是替換黑衫的衣物。另一組人在轉車處守着，一位中年女士看見我們，安靜地走來，溫暖地說：「可以了，這區的後生應該散得差不多，前面那些大概是轉車的。」 我從不認識她，不知道她何以認定我是同路人，正如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何在這天晚上忽然對路上的他和她特別感覺親切，也跟那麼多陌生面孔有默契地對望點頭。竟應了某人的 we connect，真荒謬。 臨走時，有年輕女生遞來一張小紙條，上面寫着：「自由如空氣，只有窒息才知道重要」。 因愛之名彼此傷害 凌晨時分，我倆回到家中，先進房為兩個熟睡的孩子關窗，妄想把防催淚煙擋在童夢外。我又想到那個遞紙條的女孩，不知道她回家後可要面對另一場戰役？不能互相理解的人，因愛之名彼此傷害。 家裏如是，香港如是。 執筆時看有線新聞，國務院港澳辦新聞發言人楊光說：「已經到了（市民）站出來守護香港的時刻。」我苦笑，「楊光」這名字真有警世意味，勾起很多香港人對一段黑暗日子的回憶。歷史留下重要的教訓，包括這一課：發動「民眾鬥民眾」的人，從來都不安着好心，不要中計。香港人珍重。

白衣人在西鐵站內無差別的亂棍、鏡頭前有恃無恐的猙獰、《立場新聞》記者邊捱打邊堅持直播，還有議員令人髮指的大拇指，和警員拍錯肩安慰錯人……很多香港人一夜無眠，在新聞裏經歷恐怖白夜。翌日太陽如常升起，照亮元朗的肅殺，商舖關門拉閘、人們提前下班、孩子不敢出門上暑期班。 連大人都很懊惱的事情，該怎樣跟孩子說？ 不如借鑑別人的經驗，譬如近年經歷不少恐怖襲擊的歐美國家。學者班底的媒體The Conversation發表過一篇How-to文章，提出5個重點：問問題——簡而清——來畫畫——看好事——抱抱。 掌握孩子認知和成熟程度 問問題——別以為不聞不問最好，今日的孩子從四方八面得到資訊，真真假假懂的不懂的，雜燴起來令人抓狂。大人可以主動查問：「有關這件事，你們知道什麼？」先掌握孩子的認知和成熟程度，再決定解說得多深。 簡而清——自己先預習用簡單易懂的方式講述事情重點。假如已經知道恐怖分子是誰，便直接告訴孩子。正如看過恐怖電影的都知道，只有虛影的惡靈才最恐怖，像佛地魔，一現身就變成沒鼻的怪胎了，甚至有點可笑。 來畫畫——孩子未必有足夠的語言來抒發情緒，這時畫筆可以幫忙；抱抱就是抱抱。 從零碎小故事提取力量 至於看好事，可不是為了自我麻醉，而是從中提取力量。我在電腦桌面添了一個叫「Good dudes in bad times」的檔案，存下零碎的小故事。 有一幅相片拍得屯門站外泊滿私家車，原來市民聽說元朗站生事，紛紛駕車來義載有家歸不得的元朗居民。另一幅相片，前記者柳俊江的牛仔褲上血漬斑斑，他第二次重返現場義載時被打傷了。家有小孩，旁人勸他別逞強，他答：「正正係『有大有細』，我哋先要勇敢地守護，不是嗎？」還有醫院輪椅上的白衣女郎，分明不想再提起那個恐怖白夜了，可是抵不住有人胡亂批評記者寫假新聞，鼓起勇氣澄清自己確實懷孕，是白衣人棍子下的傷者。 在各自能力範圍內繼續努力 有關以後，我們都不必騙自己和孩子了：大部分人其實都不知道做什麼可以令事情變好。可是這些小故事實實在在告訴我們，很多人仍然不放棄，在各自的能力範圍內努力。不如一起整頓再出發？即使只是一個聯署、一次遊行、一次課金支持值得的傳媒和調查機構、說服一個人投票實踐公民權利…… 在很壞時代更要提醒自己：「無限」由很多很多個「1」相加而成，縱然「1」看起來很微小。  

示威者衝擊立法會那晚，朋友聲嘶力竭在臉書呼喊「誰能說服我這有用嗎」，那一刻我感受最深的其實是自己的無知。如果我們生在另一個合理的、有數得計的宇宙，100萬人遊行已經非常有用，200萬遊行簡直不得了，還未算上來自世界各地的支持和眾籌在外媒登廣告的聲勢。可惜在我們活着的這個宇宙，所有努力只換來幾場空言懊悔的爛戲碼。 政權是破壞立法會施暴者 立法會確實多處被破壞，影像令人不安；但我也確實知道，這個政權才是破壞立法會最深的施暴者——議員被DQ根本是一場場刃不見血的殺戮！面對制度暴力，年輕人把生命都編織進蓆子上去抗爭，我等「廢中」根本沒資格割蓆，只祈求他們和香港都平安，也祈求自己起碼不成為攔着輪子前進的人。 這陣子，「年輕人心聲」忽然大熱，特首說要聆聽、政務司長說要聆聽、教育局長也說要聆聽……嘴巴非常積極，可是執行卻很誠實。該撤回的修訂從「暫緩」變成更莫名其妙的「壽終正寢」，至於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來檢討這件重大的社會事件，理應爭議甚少，過去亦有先例，但答案由始至終都是鐵板一塊：「我們有既定機制」。 社運青年追求社會公義 最具體可行的兩個訴求尚且得到如此回應，真心不知道高官們聽進了什麼。 又或者，人在高處，聆聽不再是打開耳朵和心靈的人際互動，而是只說不做的公關通用語，像「真誠道歉」、「一力承擔」、「開誠布公」那些四字詞那樣，一一被淘空了內涵？ 趙永佳教授在雨傘運動後，受港府中央政策組委託做的研究，是聆聽年輕人的一個起點。他近日在明報撰文簡述訪問25間中學共2896名中五學生的結果，包括：「雖然年紀愈輕對政府政策的確相對有較多不滿，但這些不滿，不是源自他們對自身生活的焦躁不安，反而更多是出於對普世價值的認同，以及對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之不信任……這顯示了社運青年的動機，可能並不是個人的私利，而是追求社會公義。」 主流的年輕人不是「反政府」、「社會輸家」、「反社會人格」，他們的憤怒不僅僅在於買不到樓上不了位，而是社會政治制度的不公。如趙教授所言，這樣的研究結果是「不方便的真相」，管治者沒有認真聽進去，以致跟一整代甘犧牲個人前途也拒絕噤聲的青年，失諸交臂。 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我真心誠意地相信着，也希望年輕人好好照顧自己，不要輕言離場。  

「她會誓死保護他們（自己的猶太朋友）嗎？真的？黑暗中她誠實地向自己承認：她不確定。有一剎那她甚至感到膽怯，於是把氈子拉高到脖子，試着放鬆。反正一切都是想像出來的，不是真的。只有故事裏的主角才會被要求勇敢，為彼此犧牲性命。那不是現實中的丹麥……喔，這兒確實有士兵，是真的；也有勇敢的反對派領袖，他們有時會丟性命，這也是真的。可是尋常百姓呢？她瑟縮在寂靜的黑暗中，慶幸自己只是平凡人，永遠不會被要求展現勇氣。」 Lois Lowry所著的Number the Stars（台譯《細數繁星》）(網上圖片) 勇敢不等於不害怕 由Lois Lowry所著的Number the Stars（台譯《細數繁星》） ，寫一個在非常時期展現勇氣的故事。二戰期間丹麥軍力薄弱，被迫向納粹德軍投降，淪為「合作國」；相對於飽受戰火摧殘的鄰國，它的局勢相對穩定，可是德軍不久後也開始在國內搜捕猶太人。故事主人翁是一個十歲小女孩，因為最好的朋友是猶太人，自己也捲入一次搜救行動，在意外時刻展現自己從來不敢想像的勇敢——勇敢不等於不害怕，像她的舅舅說：「勇敢的意義是做該做的事，而不是只管想着危險。你當然會害怕，今天我也害怕；但是你把心思放在該做的事情上，我也是。」 不愧為紐伯瑞文學獎金獎作品，這本青少年小說用簡潔有力的筆觸，創作出一個令大人和孩子都屏息追看的故事。書末還有後記，回應哪些細節屬於創作、哪些來自史實。追尋下去會發現，雖然現實中的權力那樣懸殊、不公非常巨大，但是很多丹麥人展現出比小說還精彩的勇敢，教人神往—— 當德軍勒令猶太人佩戴黃色六角星來識別時，沒猶太血統的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十世表示自己會先載一枚作為榮譽標誌。 貴為國王，他天天騎馬在哥本哈根街頭巡視，用「消極抵抗」的方式來激勵國人不放棄。德軍展開搜捕時，丹麥反抗軍發動國人協助隱藏身邊的猶太人，並且協調漁民大規模地將他們送往瑞典避難。而在猶太人逃亡期間，丹麥人幫忙照顧猶太鄰居留下的住房和財產等，等待戰爭完結那天物歸原主。 一無所有 通往自由 故事對逃難一幕的描述，正好回應，「所有東西、那些自尊感的泉源——蠟燭、書本、劇院裏的白日夢等，全被遺落在哥本哈根。他們一無所有，身上只有無名者的衣服賴以保暖，只有亨利奉上的農場食物賴以維生，以及前行的黑暗小徑，領他們穿越密林，通往自由……然而，他們肩膊挺直一如既往，就像在教室裏、舞台上、在安息日餐桌旁那樣。所以，還是有別的東西令他們自豪，他們沒遺落一切。」    

臉書上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聯署猶如雨後春筍，在虛擬世界怒放，彷彿為幾年間的無力感來一趟強力回彈，也讓我們一窺各校校訓的智慧和風骨—— 《逃犯條例》強力回彈 「『光我邦兮，輔我國民』，我校校歌一句，是創校當年先師寄望我輩學子要心懷家邦、匡世經緯……在我城風雨飄搖、禮崩樂壞之際，我等協恩校友及學生定不能對此視若無睹……」 「聖芳濟兩校師生一直珍重自由、人權、獨立思考和博愛精神。真正的博愛並非尋求表面的社會和諧，而是為社群和下一代的安定和公平正義的生活做最好的決定。我校既有校友身居政府、立法會要職，更應承繼母校教誨，做一個對社會有擔當的濟記人……」 「『登高見博』是母校的校訓，正正教導我們不可囿於井底，要望遠而識廣。放眼國際，認識和擁抱普世價值，捍衛真正的法治精神，彰顯公義，愛護我們的香港……」 校訓被活出來 頭一次感到，從前高高掛在禮堂頂端的校訓，真的有被活出來。考試在即，可是我和念初中的兒子一起研讀當中幾篇，興致勃勃。 畢竟，哪有這樣的政府，偏愛提供如此難得機會，鼓動全港各校師生就同一題目各自書寫、互相觀摩、一同發力？ 探求真相 擇善固執 二百多個聯署反對（截至29日晚上）堪稱議論文大雜燴，各有筆法，有的清晰說理，有的窮追不捨，有動之以情，也有好不容易的——來自福建中學和培僑書院的師生校友特別勇敢，你懂的，「福建的學生面對社會上不公義的狀况，理應勇於探求真相，擇善而固執……」「我們一眾培僑書院校友與學生對特區政府的行徑深表遺憾……」正如教聯會新聞稿上寫的「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喊賊捉賊的最佳範例），我懇請校方堅守本業，不要以教育以外的理由，為難行使表達自由的在校師生。 遍地開花，真叫人看得激動。雖然前望樂觀不起來，但還能掙扎的話就掙扎吧。周日路上見。  

幾年間帶《外傭——住在家中的陌生人》到不同中學，與同學分享香港外傭僱主和外僱雙方處境、在香港家庭和外傭家鄉的留守家庭裏發生的事，以及背後的全球化現象。有一個問題常常被問及：「咁難，點解仲要請姐姐（外傭）？」今次出發之前心血來潮，按社會福利署網頁提供的日間幼兒中心名單打電話詢問輪候時間，全部都答「難講」；幾間告訴我，他們的輪候名單上已經有三四百人，而每間總共只有四五十個名額；也有接電話的人好心提醒，大部分媽媽早在孩子出生前已經排隊，如果你的孩子已經出生，必須要有「入幼稚園前都排不到」的心理準備，還有，記得下回請早。 「入幼園前都排不到」 香港每年有5至6萬名嬰兒出生，共有12間資助獨立幼兒中心提供747個全日名額——單看數字已經得啖笑。去年社會福利署委託香港大學做「幼兒照顧服務的長遠發展研究」，報告建議為每2萬人口提供82個0至2歲的資助託兒服務，即是總數3萬個，也即是我們缺了2.9萬多個。2014年，當時勞工及福利局長張建宗在會議上向一眾關注婦女權益的團體代表說，計劃新建中心來增加1000名額，但5年過去，只添了57個名額，新建中心亦只聞樓梯響。 所以「入幼稚園前都排不到」日託服務的情况，真實發生；即使成功輪候，要克服的實際困難也不少。 其一，資助日間服務的每月全額收費約五六千元，負擔不輕；其二，全港只得12間中心，隨時要跨區託送；其三，這些中心的服務時間一般為朝8晚6，延展要另外申請。想像香港有幾多打工仔，能準時收工兼6點到達中心接孩子？ 聘外傭只是權宜之計 回到同學的問題——香港生活環境狹窄，同一屋簷下的信任和溝通那樣難，為什麼家長依然聘用外傭來照顧孩子？不少人會答：他們沒得揀。有關聘請外傭，不再只是豐裕家庭的選擇，更多僱主來自手停口停的雙職家庭，是缺乏長輩和社區支援下的權宜之計。 據說政府接納了幼兒照顧服務長遠發展的顧問報告，祈求當局認真地把「家庭友善」這四個字從口號落實為政策，讓家庭有真正選擇，不要再以稀少得荒謬的託兒名額來搪塞需求。  

彼岸的台灣大學生發起「青年抵制假新聞陣線」，3個訴求在短短24小時內收到破萬聯署，包括：抵制不實新聞、拒絕收看偏頗和充滿造神新聞的媒體、要求政府加緊防堵中國資訊戰的金流和操控。聯署引述的例子包括中天電視台在2月播出的「異相？！3市長合體天空出現『鳳凰展翅』雲朵」，用天象來為政治人物造勢，加入「大吉現天」穿鑿附會的評論，被裁定違規，罰款40萬元新台幣。 初中生難辨新聞和廣告 台灣面對的政治和電視台生態跟香港有同有異，但假新聞鐵定是全球危機——而最可怕的從來不是中天那種怪力亂神。美國在上回總統大選吃過假新聞苦頭，年初普林斯頓大學和紐約大學發表研究，指11%受訪的65歲以上人士，曾在社交媒體分享假新聞，比30歲以下的多出8個百分點。可是別以為年輕人不中招，2016年史丹佛大學調查發現，超過八成初中學生無法分辨新聞和植入廣告，即使後者已標註「贊助內容」字眼。 上世紀人類致力消滅文盲，21世紀則迎來新挑戰——掃除媒體盲、新聞盲。全球多個國家都在教育課程加入「媒體素養」內容，美國不少州份更立法執行，包括最新加入的加州政府，要求教育部門提供教材，輔助學校教導學生分辨假新聞。 問題是，該國總統對假新聞的定義如此令人頭痛，教育者的挑戰莫說不大。 不應傳播令人恐慌假消息 回頭看本港學生，念小學已經一機在手，差不多人人擁有自己的社交媒體帳戶。他們沒有判斷真假新聞的能力、缺乏身為傳播者的責任意識，卻被大人丟進惡浪掀天的資訊大海中，糊裏糊塗地把新聞、廣告，和惡意中傷的假消息共冶一爐，隨意轉發。他們非常需要知道：所有以「真相讓你驚掉下巴」為題的文章，十居其九都離真相很遠；自重的新聞工作者不會用整篇報道來一面倒唱好單一產品；懂得分辨可靠的新聞媒體很重要，即使它們間中出錯，起碼不會立心不良；萬不應該傳播令人恐慌的假消息，就算那是出於善意，因為這樣等於互相餵養愚蠢和懶惰，同時令真相貶值。 培養分辨假新聞的敏感度 還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只有習慣看真新聞的人，才能培養出分辨假新聞的敏感度，所以請繼續真金白銀支持有質素的報紙和電視，和孩子一起閱讀和收看。說到底，新聞掃盲是資訊年代的大事情，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不要再誤信「吃香蕉能真正預防中風」了），也與民主的健康發展有關，茲事體大。

台灣電影《誰先愛上他的》講一個「死掉的爸爸把保險金都留給同性情人」的故事，當中一幕回到未娶時，爸爸宋正遠在同性戀人阿傑的回憶片段現身——阿傑抱着結他慵懶地撒嬌，宋正遠溫柔包容，但甜蜜中有暗湧。 阿傑：「我媽問你是誰。」 宋正遠：「朋友，老師，劇場伙伴。」 阿傑：「我喜歡實話。」 宋正遠：「實話會讓你媽傷心。」 阿傑：「怎麼可能？我媽這麼疼我。」 宋正遠：「她只剩你一個兒子啦。」 阿傑：「就算我喜歡你，我還是愛她呀。」 宋正遠：「就算你不說實話，我們還是我們。」 阿傑：「那為什麼我們不能說實話。」 宋正遠：「讓他們不難過、不擔心，是我們的責任。」 阿傑沉默半晌後說：「我不懂為什麼我愛你她會難過。」 宋正遠：「我也不懂，但是她一定會難過。」 坦誠公開？抑壓半生？ 這種對話大概曾在不少同志朋友的內心上演：坦誠然後傷害親愛的人，還是抑壓自己的需要讓大家都稱心滿意？宋正遠把「讓他們（長輩）不難過，不擔心」看成肩上的責任，所以選擇後者，於是違背自己，揮別戀人，步入所謂的「正常婚姻」，卻帶來更多傷心難過——妻子驚覺自己半輩子活在虛假中，傷心痛恨；兒子無法理解爸爸的遺棄，也討厭不快樂的媽媽；愛人被打成「搶人老公的同性戀」，不被理解。 有沒有別的選擇？宋正遠的父母在戲裏身影模糊，無法推敲他們一旦知道兒子是同志的反應，但另一邊廂，阿傑的媽媽還是知道了。 在人來人往的露天市場上，兒子情人的妻子以復仇女神的姿態出現，捎來她最不願意知道的消息。 「媽媽不是老古板」 阿傑媽媽蓄起斑白短髮，圓臉常常帶着樂天笑容，導演沒交代知道她秘密那天有怎樣的心路歷程，但她最後出現在兒子的演出現場送花相擁，便是最好的結局。果然像她自己說的「高媽媽不是老古板」，同志不同志，都是叫媽媽驕傲的兒子。 看完戲，我問兩小，假如可以為戲中人改變一件事，你們會做什麼？孩子說，只要那個爸爸誠實，便不會弄出這麼多不快樂的人。研究估計內地共有1600萬個走進傳統婚姻的男同志，即是有1600萬個不快樂的妻子，還未算上他們的子女。歧視把男同志趕入衣櫃，同時把女人和孩子變成受害者，這背後千絲萬縷。然而，即使世界不同意，對自己誠實依然重要。 如果有一天，同志戀人不用欺騙，妻子能走進另一段真實的婚姻，少年人不必在謊話中誕生。    

正在Netflix上演的《誰先愛上他的》，講一個「死掉的爸爸把保險金都送給同性情人」的故事，得了幾個金馬獎。謝盈萱把同妻埋藏在強悍底下的可憐演得深刻，特別是求問心理學家一幕——用盡全身力氣也要按下飈狂情緒，裝作不是很在乎地問「一個小問題」：「……我想很久一直都想不通……就是一個小問題，你可不可以告訴我，醫生，你一定很聰明……全部都是假的嗎？沒有一點愛嗎？」那樣的卑怯和抑壓，只希望肯定自己曾經擁有一點點真心，看得人撕心裂肺。 很多評論都把戲裏「小三和小王」（太太在戲裏的名字叫劉三蓮，所以是「小三」；情人被罵時自謔比小三多一根，所以是「小王」）的矛盾關係寫得透徹，不如我們換個角度談母子。 導演借兒子的視覺來說故事，所以整部戲就從叛逆少年嗆大人開始：「大人是世界上最蠢的生物，你知道嗎？他們以為編那些故事，就可以藏住秘密。智障……其實我早就知道了，我爸是同性戀。」 媽媽最不該說的話 兒子眼中的媽媽是「全世界最吵的女人」，天天壞心情，彷彿全世界都對不起她。吃飯時間最討厭，因為少不了她的悲情演出：「我省吃儉用是為了什麼？給我考這種成績，你怎麼對得起我？就是因為你這種成績，宋正遠才不想看到你，你知道嗎？我那麼苦心地栽培你，你為什麼不能好好為我掙一口氣？為什麼不能做個能讓我驕傲的小孩？為什麼當我像仇人一樣？我為你犧牲了多少？」 這些對白都該寫進「媽媽最不該說的話」十大之列，躲進一些華人家庭裏也許還可以偷聽到幾句。可是它們只換來兒子冷冷一句：「我有叫你犧牲嗎？」 媽媽雖然誤進「犧牲」模式，但終究疼兒子，所以即使他耍任性逃家住進「敵人巢穴」，她再忍辱負重也要偷偷摸上門幫忙照顧。那是非常熾熱的母愛。兒子疼媽媽的方式倒容易看漏眼。某回「小王」好奇地探問：「媽媽一直餵你吃草（有機菜）嗎？」兒子雖沒抬頭，卻飛快地回應：「對健康好。」語氣不容置疑，因為那是為媽媽辯護。 壞情緒因為無能為力 兒子討厭很多東西：討厭有機菜、討厭吸塵機的聲音、討厭擦藥、討厭補習、討厭她說她很可憐、討厭她那麼愛錢……終於，心理學家問上關鍵問題：「你確定是討厭嗎？討厭跟無能為力，是不一樣的啊。」 原來這叫無能為力。又愛又憐同時無能為力，會扭成一大團糾結的壞情緒，令母子倆傻傻地弄不清自己，彼此親愛卻又互相折磨。 幾多親子天天在演那樣的戲碼？  

某日孩子放學回家，丟下書包劈頭就是一句：「媽，你知道嗎？我最憎的皇帝是隋煬帝！」看他恨得牙癢癢，看來是上歷史課了。中國歷史上最早設科開考的是隋朝，到唐代進一步完善成為科舉制，像唐太宗說的：「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此後千餘年，科舉制基本不變，至光緒皇帝才終於頒詔廢除。有說科舉該列入「中國重大發明」之列，因其對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知識產生等各範疇造成的影響，深入骨髓。 又所以，華人社會推崇狀元的心態歷久常新，彷彿早已載入DNA，以生物演化概念傳承。隨手抓幾則本地DSE放榜的新聞標題，便能看見：「9狀元分佈6傳統名校 聖保羅取3席成贏家」、「喇沙誕18*音樂超級狀元 傳統名校贏晒盡攬9名狀元」、「皇仁7屆從未斷纜 總領袖生成狀元靠阿媽靚湯」…… 放榜新聞追捧名校與狀元，其實都在傳誦獨沽一味的成功，也就是考試高手的成功。而除了報道「贏家」攻略外，近年還添了一種苛刻的訪問方法——你贊成還是反對國歌法？支持一地兩檢嗎？ 「狀元」們一個個被丟到鎂光燈下接受突擊測驗，贊成反對都可以按傳媒立場渲染成為標題。真希望學校有為他們做好傳媒教育，不要擦槍走火，令傷害留存網絡，成為擦不掉的人生印記。 台生呼籲 停止採訪狀元名校 台灣中學生近日發起「終結放榜新聞、拒絕成功模板」的運動，希望終止考試放榜日後，學校與媒體聯合發布的各種放榜新聞。我欣賞他們破局的想法和勇氣。事實上，採訪狀元的模板新聞流行了這麼多年，已經養成傳媒和讀者雙方面的惰性，一邊因循舊習，一邊照單全收，年復年重複強化考試主導的單一成功定義。然而，對於底下莘莘學子的學習生涯和前途思考，猶如一將功成萬骨枯，視而不見。假如傳媒可以拉闊報道角度，就是幫助社會拓闊想像空間，也是為了這一代年輕人，多掙一點能呼吸的自由空氣。 教育者需有接受挑戰的胸襟 台灣的學生運動得到不少學校響應，簽署承諾書，力圖扭轉榜首新聞的氣氛。高雄女中校長林香吟過去也曾安排「狀元」接受傳媒訪問，但這次決定支持學生運動：「未來的社會畢竟是他們的，學生挑戰既有價值觀，是一件好事。」 看看別人，回顧自己。我們都需要有胸襟的教育者，能夠用平等心去聆聽，不怕被挑戰價值觀，不動輒把學生當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