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房四寶:孩子,回家吃飯吧

  年輕時,與父親交談的機會不多,最有印象就是當我朝早外出時,他總會說:「民,今晚回家吃飯?」語氣似吩咐多於提問,那時候總覺得是一種束縛。即使回家吃飯,大家也沒有太多話題,回去,常是我的最後選擇。 成長中帶給父母的牽掛 記得大女兒剛出生的時候,未滿月已長滿濕疹,痕癢非常,不能躺下睡覺。 晚上我會抱着她在客廳踱來踱去,輕掃着、輕晃着,只想讓她有片刻的安睡,試過有幾回一直抱到天亮。老父知道後,就說:「你小時候患有哮喘,常在三更半晚才發作,曲身在牀上喘氣,我揹着你跑到街上截的士去醫院,又急又累,有時去到醫院才看見自己仍穿著拖鞋。」我的童年曾有過一段時間,身體十分虛弱,留在醫院的日子比在家還要多,但每個黃昏,總會見到父親到醫院來看我。記得他每次都說:「民,快點好,好了就可以回家吃飯。」想起自己、想起女兒,就明白子女在成長中帶給父母的勞累與牽掛。 你吃了飯沒有? 當我們漸漸成長,父母亦漸漸變老。我們今天的健康,彷彿是他們用自己的健康來交換的。 在確疹患上喉癌之後,父親說話明顯較從前模糊,但慶幸沒有影響吞嚥。記得之前,我所負責的機構面對極大的經濟困難,使我陷於前所未有的壓力中。即使沒有說出來,父親也感受得到。他差不多每隔一兩天就會致電給我,問相同的問題:「民,你吃了飯沒有?吃了什麼?」相同的問題,如果是手機短訊,大概可以按鍵來複製前一日的答案。「吃過了,吃的都沒有特別,都是那些吧。」在電話筒內,我們就重複着跟昨天差不多的對話,在他去年離世前,我也不太知道他的感受。直到這晚,回家看見女兒沒精打采地掃看着手機,電視閃播着各區市民與警方衝突的新聞片段,沒有說話、沒有表情,我衝口而問:「女,你吃了飯沒有?吃了什麼?」沒想到,我在重複着父親的對白。她搖搖頭,說:「吃過了,都是那些吧。」聽進心裏,似曾相識的說話,原來是一份對孩子的擔心,感到就是一份酸溜溜的味道。 不用說什麼 平安就好 財困過後,記得有天中午,特意回去找父親吃飯,他非常高興,立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就跟我去。吃飯時,大家沒有太多說話,他就是靜靜地、滿足地吃着。現在我明白,在父親來看,孩子回來吃飯,不用說什麼,平安就好。 今天,這個城市的孩子所背負着的都太沉重了。也許,為父的都不懂如何分擔和表達,或只重複地問:「你吃了飯沒有?」其實,在牽掛之外,他們更有一份難以言喻的無力感。孩子,無論如何,在外請好好保護自己,記得回家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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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房四寶:沖繩人就是沖繩人

沖繩,一個筆者十分喜愛的地方。從地緣上來說,沖繩實在不太「日本」,相對於東京、大阪而言,她更靠近台北,兩地相距不到700公里,從香港出發,亦只有大約兩小時的機程。這次旅行,筆者對沖繩有一份更深的同情。 在恩納的海灘遇到一家祖籍台灣的沖繩人,孩子們都跟父母跑到海裏去,留下老人在岸上乘涼。香港近月的事,這邊的電視也有報道,知道筆者來自香港,老人就跟我聊起來。「為何沖繩人不愛被稱為日本人?」我問。「你們都想別人稱你們為香港人吧。」 老人說:「過去數十年,我們沖繩人一直在抗爭。」 長年被日本暴力鎮壓血腥統治 沖繩的前身是琉球王國,當年遭日本入侵,成為日本其中一個縣,並改名沖繩。至此後的70年,在日本人的暴力鎮壓和血腥統治中,所有琉球人都失去了自由、公義與平安,不但換了日本名字,也只允許說日語。他們在幽暗中看不見出路、也看不見希望,這段日子彷彿就是活在地獄。老人望着大海另一端的浮雲在出神,聽不見孫兒在沙灘上的嬉笑。 在二戰期間,無數的沖繩人被迫走上戰場,要為他們不認識的日本天皇作戰,他們沒有反抗,只有逆來順受,大多一去不返,戰死沙場。原以為這是最黑暗的歲月,更可怕的,卻在日本臨近戰敗之時。因為日本怕沖繩人會倒戈報復,亦不想給美軍留下任何資源,因此,要求當時的指揮官牛島滿進行一場平民大屠殺,有的被日軍趕入山洞「集體自殺」,有的被冠以間諜罪名處死。他們唯一可以反抗的方法,就是跳崖自盡,把沖繩的碧海染紅。老人說,在美軍到達沖繩時,已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琉球人被殺或被自殺。 和平老人 為家園堅持抗爭 美國歷史學家John Toland的《帝國落日》中有一段記敘,是當年在沖繩「戰場」的日軍近藤一的回憶。那時年輕的他在牛島滿的指揮下,對「戰爭」沒有特別的想法,他在當時的情境下,不會意識到自己殺的是人。 但他在戰後想了又想,坦白告訴作者:「真的覺得我們犯了很大的過錯。」在軍國主義下的日本,軍人效忠的是天皇、是國家,對長官的命令是百分百的服從,似乎不存在任何思考的空間。但當有天醒過來知道自己殺的是人,才驚覺自己原來不是人,抱憾終生。這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老一輩倖存的沖繩人的傷口仍在淌血。 老人說的抗爭是什麼呢?這裏隨處可見的美軍基地是不該存在的。美國早已把沖繩歸還給日本,可是,今天全日本超過七成的美軍基地竟然都設在這個地方。可知道沖繩的土地很小,面積只佔日本的0.7%,卻成為美國多次對外戰爭的後勤基地。近年,日本政府還打算把在日本本島上的美軍基地全遷到沖繩來,這是愛好和平的沖繩人,不斷堅持抗爭的原因。 幾十年來,愛好和平的老人也被迫抗爭,因為他們腳下的是屬於自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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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房四寶:牛津大學面試題目:什麼是正常?

這天乘火車從倫敦到牛津大學,參加一個公開講座,鄰座的青年正是牛津大學的二年級男生,來自土耳其,態度十分友善。知道筆者從香港來,第一時間關心我們所關心的「反送中」條例修訂,也給追求公義、愛好和平的香港人打氣。據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19年世界大學的排名,英國牛津大學繼續蟬聯榜首,第二位仍然是劍橋大學,而美國的史丹福大學就位列第三。我想像不到世界第一是一所怎樣的大學,但跟旁邊這位青年談話,清楚看見他不是一個書呆子,在忙碌的學習和書院生活外,他還認識世界、了解世情。問他最喜歡牛津什麼?沒想到是他的「書院」(College/Hall)。 同一書院學生 歸屬感極濃 與劍橋一樣,牛津大學仍然保留着書院制的傳統,30多個書院散落在大學城各處,各有各的文化和特色。新生見面時常被問及的不是修讀哪門學科,而是屬於哪個書院。在同一書院的學生就像體內流着同一樣的血,歸屬感極濃。不說不知,學生在申請入讀時,需要同時申請書院。入學面試,就是安排在兩所有機會取錄申請人的書院內進行,原來,負責面試的都是來自書院的真‧導師,即是日後會在導修課(tutorials)跟學生討論課題的導師。他說來面試的學生,在面試期間都會獲邀請入住書院宿舍,還供應每天三餐,費用全免。 也許,學生能否投入該書院的文化和生活,都是從成績表上找不到,必須透過面對面的傾談來再三確認。這樣看來,性格好比成績好更加重要。 牛津取錄懂得思考學生 去年(2018)獲牛津大學取錄的新生共有3300名,而合乎入讀資格的申請人則超過21,500人。那麼,牛津大學究竟取錄怎麼樣的學生呢?「懂得思考的學生。」這位二年級生認真地說。原來,導師在面試中,根本沒有興趣知道同學懂得多少理論知識,反而想了解的是,同學如何思考及是否願意思考。他舉了一些面試題目給我作例子,如:「為什麼我們有兩隻眼睛?」、「什麼是正常?」面試的題目都很難預先準備,導師就是不希望看到同學拾人牙慧,背誦別人的知識,面試的重點是要看見同學的思考方法、思考能力。 教育,不是純粹傳遞知識,而是啟發思考。正當世界的頂尖學府都在強調學生的思考方法、思考能力,可是我們的前特首,竟然提出要取消培養學生獨立思考、關心時事的通識科,無論怎樣看,這都會是我城教育的大倒退。只怕有天,我們都不懂回答:「什麼是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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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房四寶:性格內向就是怕醜?

這天,在英國倫敦巧遇中學老同學,和我一樣,她都是獨自陪伴女兒,專程來看看將要報考的大學。在陌生的英國街頭,實在是他鄉遇故知以外的一種難得。難得,是因為我們帶着的小女孩,都是同年同月出生,彼此相差只有兩天。在她們兩歲的時候,都在同一所幼稚園玩沙、玩水、玩車仔,多年後的今天,兩女孩都快中學畢業,世界那麼大,竟然同樣選擇到英國來報考相同的大學、修讀相同的學科。我們兩對老同學就把握這份難得,在Covent Garden Market的一間餐廳坐下,邊吃邊聊邊敘舊。 同學與女兒可以無所不談,是十分令人羨慕的親子關係。即使在選擇學校與學科上,清楚聽得出她們的分歧和各自的道理,然而,媽媽可以告訴女兒自己的期望,女兒亦可以坦白自己的想法,她們不是在自說自話,而是在真誠地溝通。留意到母女倆不是要對方聽自己話,而是在聆聽對方的話,即使未必同意,也未必明白,但,卻無礙彼此的關係,因為,在聆聽中,大家感受到被尊重、感受到被愛。 或許,很多父母總會覺得孩子的能力與性格也合適報讀某個學科,孩子不選,就是浪費。 可是,在能力之外,父母又是否了解孩子的真正性格呢?聽同學女兒的說話,筆者相信她是一個內向型(Introvert)的女孩,媽媽聽後有點懷疑,因她眼中的她從來都不是一個羞澀的女兒,她跟學校參加外展訓練是全組同學的最強後盾,也會與友人大伙兒到主題樂園遊玩,平日能言善辯,表達力強,光是這天與我們的「重逢」,也是喋喋不休的,怎樣看,也是一個外向(Extrovert)的孩子吧。 社交活動消耗精神體力 事實上,性格內向不代表羞怯,而是社交活動會消耗他們很多精神和體力,不像性格外向的人可以透過社交活動重新得力,愈玩愈起勁。值得注意的是,內向的人不是她們不能參加群體活動、不能在陌生人前說話,也不是做得比外向的人遜色,這不是能力的問題,只是她們不喜歡吧。同學女兒邊聽邊點頭,笑容從心底跑到臉上來,說她之前做過評估,是屬於90%的內向型。她與朋友在主題樂園玩了半天便累得半死,在餐廳點過午餐後就再沒有說話,朋友都以為她不舒服,其實她需要靜下來讓自己的精神和力量回復過來。性格內向的人做事細心,有條理,自理能力高,她們會及早安排每天要做的事情,並且編排得非常細緻;一些突如其來、不在計劃之中的活動,即使看來是小事,都會令她們感到困擾、感到煩躁,這是外向型的父母都不會明白的。 老同學奇怪筆者那麼了解她的女兒,沒他的,皆因我的女兒也是一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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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房四寶:香港仍有希望

我所愛的孩子,請聽老爹的一些心底話。 6月,原本是老爹最期待的月份,因為知道你們總會花心思為我慶祝父親節。可是今年6月,卻是一個不太值得慶祝的月份。也許,過去這幾個星期,你們從我臉上看到的,都滿是憂愁、憤怒與疲倦。過去一直不太參與遊行示威的我,卻連續兩個星期日走到街上、走進人群,用最溫柔、和平的方式表達訴求。這是我們在這個城市一直以來都享有的公民權利,只是老爹過去都沉醉在自己的工作與生活,安於現狀,一味的追求自我感覺良好,從來沒有認真關心這個城市,也沒有為這個城市的將來、也就是你們的將來,走上街頭吶喊、對不義說不。 你們的爺爺年輕時因逃難而走到香港,落地生根,就是希望下一代有自由、平等及免於恐懼的成長空間,這是他給我們最大的保護。老爹與你們一樣,都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這個城市是我所愛,因這裏是我們唯一的家,也希望是你們可以繼續成長、安居的地方。讓孩子的生活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沒想到,是我們這一代父母仍需要爭取才有的保障。 煽動我們出來的是良知 兩次的遊行,老爹走在街上,遇到很多朋友,他們大部分都是父母,都是同根同生的香港人。要在兩個星期日放下原本的安舒與休息,要在擠迫的車廂站頭忍耐與等候,要在緩緩前行的人群中或行或站的每一位,都不是沒其他事可做,或來湊湊熱鬧,而是我們實在感到沒有別的事比上街更重要。 過百萬人的自發上街,不需要組織、不需要報酬;沒有人在煽動、也沒有人被煽惑。如果有,煽動我們出來的就是我們的良知。 孩子,或許,你們將來在這個城市更難分辨是非真偽,因為這裏的政府、高官、政客、官方媒體大概不會坦白真相,甚至市民也不能再有集會、遊行、表達的自由。但是,請不要忘記,當你們還年幼的今天,曾有過一批愛好和平、公義與自由的哥哥姐姐,用他們的血肉之軀來為你們這一代人努力爭取過,只是他們被不文明的政權視為暴徒,被粗暴鎮壓。 睜開一雙尋找真相眼睛 然而,真的假不了。勿單從電視、手機屏幕觀看世界。只要你們走進人群,睜開一雙尋找真相的眼睛、啟動明辨是非的腦袋、保持飢渴慕義的心,老爹相信你們仍然可以免陷於迷惑,不致被矇騙。再次感激香港的年輕人,你們對社會的關心、勇敢的表演、獨立的思考,替我們兩代人做了很好的榜樣,只有親自到場才能見證你們的和平、無私、忍讓和付出!因有你們,香港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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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房四寶:小學生校園欺凌

學習是愉快的,孩子是快樂的,童年是美好的,對,假如孩子沒有遇上「欺凌」的話。別以為學生被欺凌的事件只會在某些中學才會發生,又或以為從沒有聽聞孩子學校出現過類似個案,就掉以輕心,殊不知,他一直在恐懼中過活,只是沒有被看見。 近四成小學生遭欺凌 或許有家長會認為小學生沒有那麼嚴重,不是什麼欺凌,大概都是小孩之間的小問題,玩玩吧了,隔兩天就沒有事。 即使孩子對他們說出同學的行為,也只建議孩子不要跟他玩、早點睡覺之類就敷衍了事,無視他們心中的不安與憂慮,使原本無助的心靈更是無助。根據近月的一項有關香港小學生校園欺凌的調查,發現過去一年有接近四成的小學生遭到同輩欺凌,包括被故意推撞、言語欺凌、杯葛排擠,甚至拳打腳踢,當中有超過一成學童因而抗拒上學,近5%小孩更萌生自殺念頭。這些都是小學生,情况實在令人憂慮。 筆者過去在學校工作,曾遇過不少學生是因為被欺凌而想轉校過來的。當細聽這些孩子的故事時,你會驚訝他們所受的苦是多麼的可怕,心中滿載的恐懼是經年累月的。被欺凌的情况,老師不知道嗎?其他同學沒有看見嗎?怎麼連父母都不能及早察覺?聽過有老師把欺凌者和被欺凌的一同處罰留堂,因他總覺得班上的男生都是跟他作對的,沒有理會被欺凌者的哭泣與呼求,他對學生釋出的怒火把公義和盼望都一併燒盡;有同學不想再看到被欺凌的同學在手機群組的苦苦哀求,一而再地把這個名字從群組中剔走;也有父母認為被欺凌的原因是出於孩子本身,質問他們對別人做了什麼、說了什麼,轉瞬又把提問跳回功課、默書、測驗、考試上,原本滿肚冤屈的孩子頓時感到萬念俱灰。 老師對學生的先入為主、同學對惡事的袖手旁觀、父母對孩子分數以外的不聞不問,正把軟弱無力的生命推出窗口。 別輕視孩子困難 父母適時介入 明白孩子的事大人不必事事介入,也不應常為孩子出頭,但也不要輕視他們所面對的困難、漠視他們的真實感受。因為,面對欺凌,孩子是沒有能力獨自面對和處理的。父母要知道,有些事情他們必須介入、必須幫助,對於孩子而言,父母是他們的唯一倚靠,也可能是最後出路。 學童欺凌的事件都不易察覺,特別對忙碌的父母、老師更是挑戰,需要花上很大的耐性和時間去聆聽、感受和調解。儘管不能即時解決,承諾與孩子共同面對的同時,也要鼓勵他們對欺凌的事有說「不」的勇氣。無論是父母還是老師,我們都有責任保護每一個孩子的成長,在我來看,生命比一切都重要,明白生活真的十分忙碌,但請別把時間花在錯誤的忙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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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房四寶:我們與善良的距離

善良,是上天給孩子最好的禮物。但原來生活在這個城市,孩子的善良必須刻意保護和栽培,不然,它會在成長中逐漸消失。 這個周末早上,筆者帶孩子參加工福(工業福音團契)的九龍區賣旗日,用行動支持他們在貧窮關懷和戒賭復康的服務,希望可以讓更多人認識他們的貼地工作及籌募多點經費。畢竟,工福是一所非政府資助的非牟利機構,也沒有接受賽馬會的捐助,要照顧每年大約5000個家庭的需要,工福的營運實在不容易。 變質獎勵 不能栽培善良 這次的賣旗活動,讓我對善良多了一重反思。知道很多家長也會鼓勵小朋友參加賣旗活動,認為孩子平日總欠缺自信,透過賣旗跟陌生人接觸,可以訓練他們的膽量的同時,又可以增強他們的表達和說話能力,是一個很「好」的親子活動。明白父母口中所說參加賣旗給孩子帶來的「好」,有些家長更因為重視這些「好」,而「利誘」孩子參加,譬如說完成後會給他們買玩具,更曾聽聞有家長說在賣旗後會帶兒子去主題樂園。因着這些「鼓勵」,孩子都十分願意參加,可是,生命中原有的善良卻得不到重視和栽培。 賣旗本身是出於幫助他人的善良動機,行動是帶着憐憫和關懷。在一個原本可以休息的周末早上,由清早7時到12時許,犧牲自己的時間和休息,在悶熱的街上向途人募捐,為的不是自己,而是為別人的需要。假如孩子不明白社會的需要、不知道貧窮人的處境,整個早上還要不斷面對別人的漠視、拒絕和身體的疲累,行動就難有憐憫和關懷,也不會看見自己生命中那份寶貴的善良。 原本一個善良的行動,只誤以為是父母安排的另一次增強自信和溝通的訓練活動。 基層婆婆 盡力行善 想起在賣旗前一天給孩子們分享我的遇見: 這天在公司附近碰到一名基層的婆婆,我們透過工福在農曆年三十也一起探訪過她家的。婆婆本該是退休的年齡,卻仍然在當清潔工,因她丈夫早年中風,行動不便,生活比想像更難,相信你們都記得。 「婆婆,怎麼會在這裏?你不用上班麼?」我問。 「我特登由大角嘴行過來的,因為知道你幫工福賣旗,我明天一早要上班,怕買不到,所以來找你……」她說。然後在口袋中拿出一張摺得很小的20元,續道: 「婆婆沒有本事,就只有這麼多。」婆婆把錢交在我手,我當時只能用力點頭,根本說不出話來……我看着她,婆婆容貌逐漸變得模糊,恍若天使。 善良,是上天給城市最好的禮物。 因着人們善良的行動,活在困乏、艱難的人會得着幫助、得着改變,延續城市中的善良。但當惡漸近,在城市中行善會愈來愈難,盼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仍有行善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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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房四寶:腦前行2019

周末的清晨,我們一家比平日起得更早,孩子們都十分雀躍,連平日最賴牀的妹妹都一反常態,因為這天,我們要到山項頂參加一個別具意義的步行籌款活動「腦前行2019」。 這個由國際腦腫瘤聯盟(IBTA)發起的全球步行活動,以「Walk Around the World for Brain Tumours」(為腦腫瘤行遊全世界)為號召,呼籲全球人士以步行來支持腦腫瘤的病患者和他們的家人。參與步行活動的朋友,完成後會把步行里數象徵地「捐」給大會,期望全球累計步行里數20萬公里,等同於環繞地球5個圈,藉此引起大家對腦腫瘤的關注。國際腦腫瘤聯盟本身不收取捐款,但鼓勵參加者如有感動,可以捐助本地腦腫瘤的醫療及研究等相關項目和活動。 向腦瘤患者「捐」步行里數 香港的「腦前行」活動由中文大學王連大腦腫瘤中心主辦,今年已是第12屆。起步地點在山頂廣場,集合時間是早上8時半,對於平日疲於奔命、晚上又不捨得睡覺的香港人來說是一項挑戰,考驗自己對素不認識的朋友的關懷有多深、有多真。想不到的是,自活動舉辦以來,香港的累計步行里數原來一直是亞洲區之冠。去年已超過1萬公里,今年參與人數也創出新高,活動亦得到多個本地商戶贊助和支持,置身其中,感到身為港人的一點驕傲。 沿盧吉道、夏力道向前行,看見一些在復康路上的朋友撐着拐杖在人群中間慢慢地走,告訴孩子,因為腦腫瘤的緣故,他們會經常頭痛、暈眩,視覺、聽力及語言表現受影響,亦會因失去平衡力以致走路不穩、肢體不協調等。明白每一步都不易走,特別是最後上柯士甸山遊樂場的一段斜路,但他們都堅持要一步一步地走上去,也堅持要給大家最燦爛的笑容。「我行得慢,不好意思,但今天你們願意陪我行,我感到很大的支持,多謝你們。」一名復康的病人說。 當經過時,大家都會為他們和身邊的家人鼓掌打氣,特別是一些年紀較輕的患者,一天的同行也許不難,但一生的同行卻不容易,他們的父母都是英雄。 孩子吃喝跑跳 已是上天眷佑 想起早前有一名小學女生在學校操場暈倒,被送往醫院,女兒醒後卻不懂說話、也認不出父母,醫生發現她有腦瘤,父母哭得死去活來。原來本港每年腦腫瘤約有1000宗新症,現時醫學界也不太確定腦腫瘤的成因,是遺傳、是手機、是壓力?不得而知,唯一肯定的是它一直都在,也沒有特定的對象,而且,它在兒童癌症中排行第二位。 從來沒有要求我的孩子在學業成績上比別人優勝,因我實在知道他們能吃能喝、能跑能跳,已經是上天莫大的眷佑。今天活在我城的孩子可不容易,健康與笑容隨着成長在逐漸消失。或許,帶他們看看別人的需要,想想自己可以做些什麼,讓孩子的成長成為別人的祝福,相信,他們的生命會更加健康、更有喜樂。 「明年的腦前行可以叫我的同學和朋友一起參加嗎?」孩子在終點快樂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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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房四寶:香港還有獅子山精神嗎?

這天送兒子出九龍學琴,遠眺晨光下的獅子山輪廓特別清晰,途上他突然問老爹什麼是「獅子山精神」,使我想起一位我最敬佩的老校監。 籌募開校經費的辛酸 「博士,辦學的路真的不好走啊……」身旁的老人邊駕車、邊慨嘆道,她是一位辦學逾半個世紀的前輩。這天見面後她還堅持要親自送我回家,不說不知,原來她是幼稚園第一代的保母車司機。那些年,每天教學之外,還要接送學生上課、下課。車道兩旁的樓房在玻璃窗外快速地往後溜,一段一段的回憶又湧進老人的思海中。「那一年,我和媽媽在九龍城嘉林邊道開辦了第一所幼稚園,從此,我的人生便沒有半點可以停下來的空間。」我們的車正在穿過的獅子山隧道,在1967年通車,她開辦的幼稚園比它還要早,而她的一生,就活出了我們熟悉的獅子山精神。 沒有太多積蓄,要籌募開辦幼稚園的經費,不得不硬着頭皮四出向友人借貸周轉。兒子大概不知道,60年代的香港沒有今天的繁榮,開校的那一年更是香港經濟最壞的時候,多間銀行先後發生擠提,包括大家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恒生銀行、遠東銀行、永隆銀行、嘉華銀行、道亨銀行、廣安銀行……最後,廣東信託銀行宣布破產、恒生銀行被賣給匯豐,恒生指數在那年急跌了四分之一。她的幼稚園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不難想像校監與她媽媽在籌募開校經費時的辛酸,每一塊錢都得來不易,可是,吃盡了苦頭卻又未看見甘甜,開學天,全校學生只有5名,她們得到的遠比付出的少。 學生少,幼稚園的營運成本卻不低,光是房租每月便要600大元,若單靠學生每月20元的學費絕不足以維持。 口邊常說:「過得自己過得人」,將心比己,校監和她媽媽一心只想盡快清還所欠的款項,不想帶給別人麻煩,因此再艱難,也要想辦法經營下去。剛好對面有一所神學院,那兒的教師正需要找人託管子女,她們一口應承。接着,開始為鄰近的學生提供膳食、開設課後補習班,甚至安排學生在自己家中寄宿。那時候,根本沒有能力聘請教師,所有教學及非教學工作皆由她母女倆來分擔。校監清楚記得,她和媽媽每天下了課,待完成清潔打掃後,都要拖着寄宿學生回她家去,繼續照顧他們。 這是只有上班,沒有下班的歲月,不知多少個晚上,校監疲累得連哭的氣力也沒有。但在她們心裏,總是相信,明天會更好。 窮而不困 痛而不苦 說了這些,就是想兒子知道,過去,幾代香港人都有一種「窮而不困、痛而不苦」的人生觀,即使當下的環境叫人卻步,他們仍有繼續前行的勇氣。「窮則變、變則通」也許是昔日無數香港人的共同成長經歷,這是一個寬鬆的社會和制度,給獅子山精神得以傳承的空間。 盼望這份曾經讓香港人引以為傲的獅子山精神,不會只成為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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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房四寶:令人葡萄的波爾多

喜愛葡萄酒的朋友都知道,每年4月初,就是法國波爾多的期酒盛會(Bordeaux En Primeur),各大小酒莊,即使平日謝絕探訪的,這個時候也會紛紛邀請世界各地的酒評家、記者、買家來品嘗剛放進木桶陳釀的新酒(Barrel Tasting),同時,亦會分享過去一年在種植上所遇到的種種挑戰與成果。筆者不屬於前述的任何一類,每年這個時間,身邊都有朋友收到邀請,在面書看見他們上載的「工作」相片,就告訴自己未完成陳釀的期酒必不好喝,心中的葡萄比酒更濃。 重要的說話要講三次,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東方明珠酒業是老闆的眷顧和邀請,讓鍾愛葡萄酒的我今年終於不再葡萄,有幸隨他前往法國葡萄酒「聖地」波爾多,與他的貴賓好友一起「朝聖」。第一次穿上西裝皮鞋打着領帶到酒莊,感覺像上班。波爾多有多個產酒區,我們每天的行程非常緊湊,試過一日走訪5個酒區,在晚飯前已參觀了10家酒莊,品酒之餘,也細聽莊園的今昔與每瓶葡萄酒背後的故事。 百年制度保障公利 不說不知,法國的莊園原來是不會賣酒的,即使他們邀請外國買家遠道來酒莊試期酒,買家日後也只能向酒商(Negociants)購買。據說,當持續了百多年的英法戰爭結束後,法國十分貧窮,特別是農民,政府沒有叫他們去找勞工處,卻鼓勵商人們預先向農民購買他們未出產的葡萄或葡萄酒,讓貧窮的農民有收入、有飯開。一直到16世紀,荷蘭人在法國進一步優化了酒商的制度,使農民、酒莊可以專心種植葡萄、改良釀酒方法,酒商則負責推廣和銷售葡萄酒的工作,亦會貸款給農民、酒莊以應付營運上的經濟需要。而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更於1855年,定意要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博覽會上,向全世界展示波爾多最佳的葡萄酒,並把最好的酒莊分成5個等級,這個分級制度到今天大家仍然依循。 從那時開始,波爾多的葡萄酒便受到世界各地的葡萄酒愛好者追捧,原本的農民也不再貧窮。 這天與酒商會面後,是老闆對我說:「法國葡萄酒的成功不是純粹因為天然資源,而是這套沿用了百多年、十分成熟的制度。」或許你會問,酒商豈不操控了酒莊?「沒有,這大概是某些國家的人或有的思維。我們法國人都尊重這個制度。」一位酒商代表說。今天儘管是波爾多最大的酒商,也會等待及尊重酒莊批出的價格與配額。 由於葡萄酒產量有限,酒商眾多,有些一級酒莊給予每家酒商的配額甚至只有12至24支,付款後還要苦等兩年才可收貨,然而,大家都樂意遵循。在我來看,這個制度的成功是基於它所保障的是公利,而不是某酒莊、某酒商的私利,對於某些地區的人民來說,是匪夷所思的。 回到香港,一個有138萬貧窮人的城市,我不禁問,這城的政府又為他們做過什麼呢?心,又一陣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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