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職爸爸：粉紅兔與一個快樂的傳說

去年6月，在這裏寫過一篇《大變前夕 兒童二戰回憶錄》，談二戰期間用兒童視角寫成的幾本作品，包括英國作家Judith Kerr（朱迪斯．克爾）寫的When Hitler Stole Pink Rabbit（《希特勒偷走了粉紅兔》），當時我是這樣寫的：「當異見分子被捕下獄，言論自由收緊，惡法出爐，警權加大，教育受到嚴密操控……悲劇的帷幕已經打開。一個接着一個愈來愈巨大的悲劇出現，不是沒有先兆……日常生活的許多『細微』變化，兒童都看在眼裏，記在心頭。」

布偶象徵被犧牲的人

今天重看一遍《希特勒偷走了粉紅兔》，我想說的已不是當年德國和日本那種「大禍未臨及早循逃」的教訓，不是蘇軾所說的「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而是我突然為那隻因逃難而被主人拋棄的布偶粉紅兔感到莫名的悲哀。朱迪斯．克爾的自傳體小說提到她們一家逃離德國的情形，那時是1933年，眼看希特勒快要贏得大選，她的爸爸（一個猶太裔的知名異見作家）決定讓一家人及早離開。「媽媽說每人只能帶一個玩具。」9歲的朱迪斯不明白什麼叫做逃難，她在毛茸茸的小狗玩具和粉紅兔之間，決定帶走了小狗，從此再沒有見過那隻她心愛的粉紅兔。

許多年後，她寫這段經歷，念念不忘的，卻是那隻她沒有帶走的粉紅兔。

她想像，粉紅兔和她老家的房子一樣，已經落在希特勒手上，其他，逃不掉的，還有許許多多的猶太人。在許多大人心目中，一個布偶不是什麼，可是，在兒童眼裏，一個布偶，盛載的不是棉花，而是溫暖和存活的價值。

假裝快樂仍然是悲哀

大人做的決定很奇怪，每年可以花幾萬以至十幾萬元，帶子女去外地旅行，可是旅行途中，孩子遇到一個很想買的布偶，可能只是100多元，父母就是不願意買一個送給孩子。

大人心目中的世界名勝，對孩子來說很可能沒有任何意義，可是一個在外地買的布偶，可以帶着這個玩具搭飛機回來的經歷，孩子可能會記憶一輩子。

朱迪斯寫這本書時是1971年，距離逃難時已超過30年，那是為她的孩子而寫的童年回憶錄。遙想當年，逃亡以及成為難民，在孩子心內不過是一場冒險，但是幾十年後，歷盡世情，將今天的自己代入當年孩子的處境，惦記的是拋棄了的粉紅兔。假裝冒險的童年快樂，最終仍是一種難以言喻的無盡悲哀。

想起意大利導演Roberto Benigni（羅拔圖貝尼尼）1997年拍的電影Life Is Beautiful（《一個快樂的傳說》），兩父子被關在集中營，父親假裝這是一個遊戲，讓孩子活在快樂的「傳說」之中，結果孩子成功通過考驗，父親則為着這個謊言犧牲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