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帝莊

小時候很討厭一種叫做詠物的作文題目，老師給了你一件冰冷平淡的日常物品，你苦苦思索，總不知道有什麼值得寫。可是，現在看到子女在學校遇上詠物的題目，我第一個反應就是高興，如果子女問我那件東西有什麼值得寫，我可以滔滔不絕，問他們許許多多問題，讓他們知道，即使是最平凡的一件東西，其實也有極不平凡之處。 為物悲傷 詠物獨特之處 以前不明白，是因為錯以為詠物就是寫那件物件，寫啊寫，寫啊寫，結果成了無血無肉無心無淚無情無感的說明文。現在，社會經驗豐富了，明白所謂詠物，寫的不是那件東西，而是那東西所代表的價值，寫的不是死物，而是每一個活生生的人會遇到的處境。為物悲傷，哭的嘆的，不是物件，而是背後代表的某一個層次的我。 譬如說鉛筆，它的功用是書寫，結果愈寫愈短，寫到後來，油盡燈枯，生命也就走到了盡頭。面對一支鉛筆，你的問題可以是：一、你寧願永遠如新而毫無貢獻，還是竭盡所能，力盡而亡？二、你覺得生命的意義在於付出還是擁有？ 筆的特性是付出。只要想到這個你賦予它的價值，一件東西就再也不是東西，而是一個生命，你投入了感情，想啊想，想啊想，為物而悲，為物而怒，為物而崇敬。這就是詠物獨特的地方。 當然，筆也有多種。譬如說，鉛筆以外，還有原子筆。大家都是筆，都代表付出，都代表流逝的生命；可是，不同的筆，各自有其特殊之處。鉛筆是小學低年級用的，原子筆是大人用的。前者代表幼稚和容易犯錯，後者代表權威和自信。不過，深入一想，也可以說，前者代表謙卑，代表初創的勇氣，後者代表自以為是或者目中無人。我們可以問的問題是：鉛筆得容易被擦掉，是一種弱勢的筆，可是，那難道不可以成為一種優勢、一種值得我們驚歎的生命方式嗎？ 筆與橡皮擦 可見與不可見的貢獻 鉛筆以外，我們還有橡皮擦。說到貢獻，大家會說那是筆的功勞，他們耗盡了生命，為社會留下了許多值得保存的想法和知識。可是，橡皮擦呢？在過程當中，它終於也耗盡了生命，死的時候，真的到了死無全屍的地步，然後，我們只看見筆留下的東西，卻看不到橡皮擦留下的貢獻。我們可以問：你願意做筆還是橡皮擦？你願意做默默修正錯誤卻不為天下所知的人嗎？ 關於鉛筆、原子筆和橡皮擦，我們還可以有什麼問題？我們還可以問：我們都不會犯錯嗎？用原子筆的人一定比用鉛筆的人優秀嗎？鉛筆犯錯時有橡皮擦，那原子筆犯了錯呢？我們為他們發明了塗改液或塗改帶，可是，假如有些墨水太自大以致無法塗改和修正呢？這樣的筆應該存在嗎？ 文：張帝莊 作者簡介：資深新聞工作者，曾採訪多個「第三世界」國家，卻認為自己的家更值得探索。既是悠閒的寫字人，又是忙碌的爸爸。 [Happy PaMa 教得樂 第274期]

上次提到羽仁未央，她提到香港的優點，現在回想，那的確是只有外人才能一眼認出的香港的優點。她最初來香港，參與了電影《衛斯理之老貓》改編自衛斯理小說《老貓》的工作，有一天，忽然看到工作場所一個暗角，有兩男人「狀甚親密」，她以為是兩男在相擁，後來看清楚，發現是一個男人跟另一個男人談工作上的事。她很快就明白，為什麼要躲起來談，因為一個人不想給另一個人難堪。她喜歡香港的其中一大理由是，在日本，大家覺得嚴苛的言詞更有用，但在香港，即使是工作時也要注意到一個人的感受。「香港教會我尊重別人的感情。」她說。她還指出，香港另外一個優點是，香港作為一個大城市，仍然充滿「味道」，一會兒的車程，你就能從最繁華的高樓大廈商業中心，跑到鄉郊地方，可以在很多地方接觸到很多來自基層的老人。她說，正正是這些老人，形成了香港的「味道」。 劫後餘生的溫柔 出生並成長於香港，我一直認為香港是一個務實和理性的城市，可是，香港有趣的地方，正是在主流務實理性之外，我們不排斥甚至熱烈地擁抱浪漫。從很細微的地方，我們都可以看到香港這種根深柢固的浪漫。譬如說名字，相對於中國內地，我們給電影起的名字永遠帶着更多的意譯和更少的直譯，早年喜玩唐詩宋詞，現在喜玩「食字」四字成語；我們以前的港督譯名，也不是純粹音譯，而是要講求名字的典雅和意象，彭定康、衛奕信、麥理浩，帶點民國早年譯名的色彩，好像拿破崙和貝多芬等，也不是純粹音譯。又譬如香港80年代銷量最高的周刊名叫《龍虎門》，名字來自作者自創的一個幫派，又譬如香港本地雜誌，有名為「Ｘ皮書」的，《藍皮書》之餘，還有《鬼皮書》，名字要有多震撼就有多震撼。 香港人的浪漫和體貼，深藏在講求商業效益的外表下面，是一種古老的東西。 有來自內地的學者曾說，香港很有清朝的味道。如果你去圍村，可能會感受到清朝的一點氣息，可是，這說法我不同意，香港的味道，可能來自民國，可能來自宋朝，但不會來自清朝。香港人，有一種劫後餘生的溫柔，這決不會是外族統治的康雍乾時代所能遺留下來的。當然，更多人經歷殘酷和動盪後會變得麻木，但香港人沒有，香港人的溫柔和悲哀一直深藏在骨子裏。 怪獸家長為什麼痛苦？ 羽仁未央的觀點，其實可以套用在香港的教育制度身上。我們以為好的教育制度應該「實用」和「有效率」，但是，很多家長其實明白，「尊重別人（孩子）的感情」是十分重要。這種矛盾，正是香港家長之所以特別痛苦的原因。你一方面要孩子跑得比別人快，一方面要體察到孩子另一種天性。香港家長，作為怪獸，其實是受了傷的怪獸。怪獸家長不得不承受痛苦，因為他們仍有一顆柔軟而受過傷害的心。這顆心，另外一些人已經失去。

過去幾個月來，一直守着一些東西，控制住不要激動，不要哭。可是，某一天，在網上看到《男兒當入樽》作者井上雄彥在臉書上留下了一幅漫畫定格，安西教練說：「直到最後一刻，也不要放棄！」他左手拿起籃球，對已在崩潰邊緣的球員說：「如果你放棄，球賽現在就結束了！」幾個月守下來的東西，再也無法抑止。一個人對住電腦屏幕，哭得一發不可收拾。 《男兒當入樽》的驕傲與遺憾 《男兒當入樽》是日本漫畫王國歷來評價極高的幾套漫畫之一，相信不是第一，也一定排在五甲之內。漫畫裏所有角色的性格十分突出，或冷漠，或害羞，或衝動，或張揚，或內斂。主角之一櫻木花道好勇鬥狠，但面對女生，害羞木訥，沒辦法追求到任何異性，因為暗戀喜歡籃球的晴子，他加入了自己一竅不通的籃球社。主角之二流川楓球技高超，愛慕他的女生不計其數，但他內心只想着籃球。除了赤木隊長，其他隊員各懷絕技，但亦埋藏着過去犯錯所留下的創傷，是名副其實的不良少年。慢慢，他們各自修補內心的傷痕，為了籃球，付出了自己所能付出的一切。當這邊的人失守，快要掉進懸崖之際，那邊的戰友站了出來，承擔了屬於自己的一刻。當籃球菜鳥櫻木花道不顧受傷飛身救出本應出界的籃球，全場氣氛馬上轉變。可能是無關勝負的一球，但是，一種精神，一種不惜一切的精神，號召着全場隊友：這不僅是一場籃球比賽。 漫畫故事的結局是，櫻木的一隊將士用命，在耗盡了一切的情形下，奇蹟地在淘汰賽中擊敗了上屆全國冠軍。然後，故事馬上結束。作者簡單交代了後來發生的事，他們在緊接下來的一場淘汰賽敗陣。這就是《男兒當入樽》的結局。堅持打贏了最重要的一仗，可是無法奪冠，永遠帶着驕傲，也永遠帶着遺憾。堅持，不可能贏得一切，但至少可以贏得對自己一生的尊重。 堅持不是為了勝利，而是為了尊嚴。人可以倒下去，至少，是站着倒下去，是戰鬥過後倒下去，而不是跪着和爬着去贏得某種勝利。 又逢己亥 最可惜一片江山 我和女兒都不打籃球，但我們都是《男兒當入樽》的擁躉，動畫看完了，漫畫也看完了。我們覺得，結局不太好，有點草率，有點悲傷。過了一段時間，我們突然發現，這其實才是最好的結局。人生本來就是這樣。 香港的11月，漸涼，硝煙和血，愚而可恥的事，遍及每個角落。目睹最近在大學校園發生的一切，悲從中來，欲哭無淚。香江糜爛至於今日，暮氣蒼然，不期然想起梁啟超的集詞句聯：「更能消幾番風雨，最可惜一片江山。」下聯出自姜白石的《八歸》，上聯出自辛棄疾的《摸魚兒》。《摸魚兒》最後幾句是：「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此詞作於淳熙6年，即公元1179年，己亥年，偏偏今年又逢己亥。相隔840年，14個甲子，蕭條異代，悵恨相同。

外國有不少大學，教授講課，不會給你答案，而只會給你問題。據說，猶太媽媽等孩子放學回家，第一句不會問孩子「你今天學到了什麼」，而是會問「你今天問了什麼問題」。 猶太孩子的「三不相信」 問題比答案更重要。這也是為什麼故事書比教科書重要的原因，因為後者只能給人答案，而前者能夠引發問題。韓國媽媽郭銀京到了美國，把孩子送到猶太人讀的幼稚園，寫成《猶太媽媽不買玩具》一書。她提到一個猶太孩子有天忽然問她：「測量一個裝有小鳥的盒子重量時，小鳥突然在盒子裏飛起，重量會輕了嗎？」韓國媽媽答，輕了，猶太孩子說，在學校裏問過老師和同學，答案都跟韓國媽媽一樣，但他懷疑箱子重量應該沒有分別。一星期後，那位猶太孩子回學校證明他的想法才是對的（按：在封閉空間，小飛鳥振翅會產生與體重相同的氣壓，所以箱子重量不變）。 那名孩子從小接受爸爸教導，說世界上有三樣東西不應相信：一、老師的正確答案；二、網上輕易找到的答案；三、自己輕易找到的答案。 韓國教育，跟東亞許多地區的教育一樣，重視「正確」答案，而不質疑「正確」是否正確。脫離朝鮮的人，走到韓國，不少人出現不適應，部分甚至選擇了自殺。曾看過一本講脫北者的書，提到朝鮮人對韓國人一直以為「正確」的事的質疑。其中一名很年輕的脫北者，到了韓國讀書，由於口音和個子較矮小遭同學嘲笑，他大怒，選擇了用暴力還擊。校長問明情由之後，嘲笑他的人沒有受到懲罰，他卻受到了嚴懲。他大惑不解地說：「在韓國，只要是打架都不對，但在朝鮮，我們更重視打架的原因。」 關於真理和歪理的兩個故事 想起兩個故事，其中一個是偉大老師和弟子的故事。弟子與人爭執，因為對方堅持說8乘3等於21。弟子據理力爭，說分明是24啊，大家吵得不可分解，最後問偉大老師誰對，老師馬上打了弟子一下，還要他向對方賠罪。弟子很委屈，不明白為什麼老師這樣對自己，偉大老師說：「對方連8乘3等於24都不知道，你和他吵了大半天，不是你錯是誰錯？」 另一個是行刑者和裁決者的故事。古羅馬一個行刑者即將對一個謀殺犯執行死刑之際，發現「被殺的人」活生生走了出來，於是把兩人一起帶到裁決者面前。裁決者審問後，下令把三人都殺了。理由是：「謀殺犯」本已被判死刑，所以理應依法執行；行刑者未能執行已定之判決，所以判死；「被殺的人」最後也被殺了，是因為他導致了前面兩個無辜的人被殺。 前面的故事，可以問的問題是：偉大老師的道理正確嗎？後面的故事，可以問的問題是：裁決者的三個理由成立嗎？為什麼？  

希特勒偷走了粉紅兔(網上圖片) 去年6月，在這裏寫過一篇《大變前夕 兒童二戰回憶錄》，談二戰期間用兒童視角寫成的幾本作品，包括英國作家Judith Kerr（朱迪斯．克爾）寫的When Hitler Stole Pink Rabbit（《希特勒偷走了粉紅兔》），當時我是這樣寫的：「當異見分子被捕下獄，言論自由收緊，惡法出爐，警權加大，教育受到嚴密操控……悲劇的帷幕已經打開。一個接着一個愈來愈巨大的悲劇出現，不是沒有先兆……日常生活的許多『細微』變化，兒童都看在眼裏，記在心頭。」 布偶象徵被犧牲的人 今天重看一遍《希特勒偷走了粉紅兔》，我想說的已不是當年德國和日本那種「大禍未臨及早循逃」的教訓，不是蘇軾所說的「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而是我突然為那隻因逃難而被主人拋棄的布偶粉紅兔感到莫名的悲哀。朱迪斯．克爾的自傳體小說提到她們一家逃離德國的情形，那時是1933年，眼看希特勒快要贏得大選，她的爸爸（一個猶太裔的知名異見作家）決定讓一家人及早離開。「媽媽說每人只能帶一個玩具。」9歲的朱迪斯不明白什麼叫做逃難，她在毛茸茸的小狗玩具和粉紅兔之間，決定帶走了小狗，從此再沒有見過那隻她心愛的粉紅兔。 許多年後，她寫這段經歷，念念不忘的，卻是那隻她沒有帶走的粉紅兔。 她想像，粉紅兔和她老家的房子一樣，已經落在希特勒手上，其他，逃不掉的，還有許許多多的猶太人。在許多大人心目中，一個布偶不是什麼，可是，在兒童眼裏，一個布偶，盛載的不是棉花，而是溫暖和存活的價值。 假裝快樂仍然是悲哀 大人做的決定很奇怪，每年可以花幾萬以至十幾萬元，帶子女去外地旅行，可是旅行途中，孩子遇到一個很想買的布偶，可能只是100多元，父母就是不願意買一個送給孩子。 大人心目中的世界名勝，對孩子來說很可能沒有任何意義，可是一個在外地買的布偶，可以帶着這個玩具搭飛機回來的經歷，孩子可能會記憶一輩子。 朱迪斯寫這本書時是1971年，距離逃難時已超過30年，那是為她的孩子而寫的童年回憶錄。遙想當年，逃亡以及成為難民，在孩子心內不過是一場冒險，但是幾十年後，歷盡世情，將今天的自己代入當年孩子的處境，惦記的是拋棄了的粉紅兔。假裝冒險的童年快樂，最終仍是一種難以言喻的無盡悲哀。 想起意大利導演Roberto Benigni（羅拔圖貝尼尼）1997年拍的電影Life Is Beautiful（《一個快樂的傳說》），兩父子被關在集中營，父親假裝這是一個遊戲，讓孩子活在快樂的「傳說」之中，結果孩子成功通過考驗，父親則為着這個謊言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為什麼我們要保障兒童的權利？不同人有不同的理由，我自己想到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保護兒童是最有效率的。 保護大人無知 更耗資源 兒童雖然脆弱，但給他們相對不多的東西，就可以保護他們。吃的，住的，關懷，愛心，聆聽，溝通，就可以給兒童足夠的保護。一個兒童沒能買玩具，看到另外一些小孩有很多玩具，可能會有點悶悶不樂，但是，只要他身邊有愛護他的人，願意陪他玩，他就會得到快樂。他的快樂就得到了很好的保護。 保護一個兒童，大人付出不多，就可以發揮很大的效果。 普遍來說，兒童將來活着的時間，比大人和老人長，以生命的時間來計算，保護了一個兒童，等於保護了2個大人或者3個老人，或者，換一個說法，保護兒童，是保護了我們這個族群的未來。 相反，保護一個大人，我們要付出更多。我們要用更多資源去保護大人的「玩具」，即是車子、房子、股票、黃金、外幣戶口、工資數字、社會地位，以至大人愈來愈不可收拾的自尊心。我們還要處理大人更巨大的憂慮和恐懼，更巨大的貪婪和權力慾，更巨大的自大和無知。 要粉身碎骨 還是要為鎮暴歡呼 如果一個地方，連兒童的權利都保護不了，其他人的權利，自自然然，只會被剝奪得更嚴重。 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付出，你也付出不了，卻對別人說以後遇到大問題，隨時找我幫忙好了，說這些話的人，一定是騙人的；而假如說這些話的人，還擺出一副義正嚴辭的樣子，那麼，他們不僅騙人，還一定是無恥的。 觀乎過去兩個多月，權力機關的各種表現，我很懷疑，還有多少家長相信，這裏是一個能給孩子保護的地方。我們能夠保護他們相信正義、公正和承諾嗎？我們能夠保護孩子不至於相信有權力的人都滿口謊言嗎？ 當孩子長大了，在街上遇到身穿白衣或藍衣的持刀人士，他們應該報警還是應該禱告？當孩子長大後，看到憲制性文件列明的個人權利，他應該慶幸，還是應該懷疑？當社會出現不公義的情况，長大了的孩子，應該學會了不平則鳴，還是應該學會了噤若寒蟬？他們應該學會諂媚，識時務者為俊傑，還是應該學會接受被辭職、被判監和被驅逐？他們要學會粉身碎骨，變成坦克車下的血漿，還是要學會和白衣人握手，為鎮暴而歡呼？ 這個地方，還是一個值得信任可以保護兒童的地方嗎？ 一廂情願，以為保護兒童很容易，其實很難。其實，保護任何一個人，從歷史來看，也是極不容易的事。只是，到了某個重要關頭，我們最先想的，總是年輕人，總是兒童，總是那個可望而不可即、永遠都無法確定的未來。  

成了一個人的爸爸或者媽媽，對於孩子，抱的究竟是怎樣的心情？ 有些父母希望子女成績好，考入名校，將來做一份好工，有高收入，然後有一個幸福的家庭。這樣的想法，很多父母都有，你有，我也有，沒有任何不對的地方。問題是，這其實只是作為父母對子女的其中一種期望。這種期望，是很多很多期望的其中一種，而且，到了關鍵時候，這種期望並不是最重要的，這種期望比起其他期望，排名其實很低。例如，當你子女出現殘疾時，你更期望的不是子女的成績和收入，而是健康；又例如，當子女命危時，你更期望的不是子女的身分地位，而是孩子的生命。你當然願意讓孩子失去了名校、成績、收入和地位，去換取健康的生命和正常的生活。 生命是社會最重要的持份 孩子愉快充實，有正常生活就好，這才是大多數父母所應該期盼的。 如果有家長整天想着，孩子哭鬧不對，不問孩子想的是什麼，只是不管如何都要孩子吃盡苦中苦，誓要逼迫孩子將來成為她眼中的人上人，成為社會的重要持份者，那麼，這個家長抱的，絕對不是一個有人性的家長應抱的心情。她只是一廂情願，把錯誤而且殘酷的價值觀塞在無辜的孩子身上。 什麼是社會上的重要持份者？高收入的人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月薪約40萬港元，對比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月薪約1萬人民幣，根據「持份者至高無上原教旨主義」理論，林鄭月娥是不是可以瞧不起月薪僅為她四十分之一的中國國家主席？（題外話，認為一國重於兩制的人，首先是不是應該建議行政長官等問責官員，薪酬制度應向中國體制看齊？） 任何合理的人都應該知道，我們評價一個人，不是看他獲取了多少，而是看他付出了多少。所有家長都應該知道，孩子的付出，才是值得讚賞的，不一定是因為各種原因而得到的「分數」。 所有家長都應該知道，孩子的生命本身，已經彌足珍貴，一個生命，已經可以構成社會上最重要的持份。 付出才值得讚賞 很多年輕人，都知道他們是社會重要的持份者，所以才願意冒着失去自由、傷殘甚至死亡的危險，站出來表達他們對社會的憂慮和意見。他們擁有的生命，就是社會的重要持份，相對來說，其他反而不是重要的持份，一條天價鐵路不是，一個只有幾十年歷史的圖騰也不是。最重要的持份是什麼？答案當然不是錢，不是任何死物（即使有所謂重大的象徵意義），而是生命。 寫此文間，驚悉將軍澳連儂牆發生斬人案，其中一個被斬至重傷的年輕人是即將入職我所在雜誌的同事。無法釋懷，亦無法釋怒。一個地方，生命安全若無法確保，是年輕人的責任還是手握大權的人的責任？

很奇怪，女兒小時候我鼓勵她看書，不大看電視，到她弟弟長大讀小學了，我反而很「縱容」，不但給弟弟看電視，而且專給弟弟看他最喜歡的打打殺殺超人劇集。弟弟讀小學一年級了，懂了一些字，每每自己翻閱我珍藏的八十年代復刻版《龍虎門》，一頁一頁，手不釋卷，如癡如醉。故事劇情似懂不懂；拳腳交加，飛腿踢斷大樹，則看得眉飛色舞。書中文字，不知認得多少，每遇疑難，即追着父親大人細問，這個字和那個字怎生讀法，問的，都是招式名字。過了一段時間，降龍十八腿、電光毒龍鑽等招式，倒背如流，琅琅上口。 會使出毒龍鑽的弟弟也要抱抱 弟弟喜歡看超人影碟，看至廢寢忘食，不時惹來母親大人責罵。他總是一臉委屈，目光投向我求救。每遇這樣的情景，我總是張開手臂，讓他撲進懷內，然後給他一個緊緊的擁抱。 那意思就是：「不用怕！不用怕！爸爸在這裏！」孩子媽媽這時候就會狠狠地瞪着這個為老不尊的孩子爸爸。 弟弟經過這樣的栽培，潛移默化，平時喜歡一邊幻想前面站着許多壞人，一邊對着空氣揮拳踢腿。見此，媽媽在生氣，爸爸在壞笑。弟弟知道，遇到緊要關頭，爸爸自然會給他一個抱抱。他自自然然也懂得，任何人遇到緊要關頭，都要給對方一個抱抱。所以，當父親大人被母親大人喝罵「又食糖」或者「肥死你」時，弟弟總是第一個撲出來，張開雙手，給我一個最大的抱抱。那意思就是：「爸爸，不要怕，萬大事有我！」 30年前的天安門和今天的香港 那天，一家人夜歸，將軍澳一帶，示威的年輕人未散，氣氛惶惶，怕的是警察。回家，讓弟弟先睡，然後關好窗戶，以防第一千八百零一個催淚彈的硝煙潛入屋中，擾人清夢。我打開電腦，和女兒看了一齣西班牙神秘電影。內容講述一個女人在雷電交加的一個晚上，透過一台舊電視跟30年前一個男孩進行了視像通話，女人知道那男孩即將遇難死去，她必須事先警告那男孩…… 女兒愈看愈怕，忽然說：「爸爸，保護我！」 我心裏一陣感觸，望了望電腦屏幕，又望了望窗，最後只能給女兒我所能給的最大擁抱。如果一個抱抱，就能保護孩子，我願意給無數個這樣的抱抱。 那是一齣關於時空穿越的神秘故事。現實上，30年的事，好像也貫穿了。一群年輕人上街，然後官方給了「暴動」的定性；有子彈，有絕食，有眼淚，有血；那邊的毛澤東的畫像被潑墨，風雲色變，這邊的國徽被塗污，硝煙鎖城；孩子吃不飽，媽媽躲在家裏為捱餓的孩子哭；然後一個月過去，兩個月過去，官方沒有回應，年輕人沒有撤走；那些嘴臉，那些罪名，然後一堆搜捕，一堆出走，一堆文過飾非，一堆倒果為因，一堆嫁禍栽贓…… 如果30年前的天安門，給年輕人一個抱抱就能平安的話……  

孩子打架，雖然不對，但也不是天大的事。自有人類出現以來，打架就已出現，完全不值得大驚小怪。不要說小孩打架，就是讀了幾十年書做了幾十年人的人，到了某個關頭，大打出手，似乎也不能稱為「不可思議」。打架背後，是一種具理性思維之考量也好，是一種物競天擇的遺傳基因作祟也好，打架的人，總有打架之緣由，就算稍加分析，即知打架達不到任何目的也好，我們見怪不怪，很多時對打架這種在文明社會顯得奇怪但仍普遍之現象，視為沒什麼好說。 我也覺得，打架平常之至，再怎麼說，也很難說出什麼高論。但最近看到香港之異象，我卻不得不為一連串的襲擊而感到害怕。 獲授權者職能失效更可怕 打架不可怕，可怕的是，手段卑劣的襲擊，竟然彷彿能得到獲授權維持文明的權威默許。 情况就好像一場球賽，犯規再多，也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評判縱容某方肆無忌憚作出無數兇狠至極的犯規。這場球賽再這樣踢下去，已經不是球賽。這個運動不因犯規而玩完，而是因為獲授權者職能失效而玩完。 如果一個校長，一意孤行，堅持所有學生的意見都是錯的，結果引發學生以至校友大規模抗議示威，那校長無法收拾，然後，某一天同學走出校門被其他手持武器的暴徒毒打，校長視而不見，另一名與校長立場一致的教職員甚至在現場拍手稱快……那麼，無論之前的爭論是什麼，其實已不再重要，重要的問題是，這間學校，還算是一間學校嗎？ 再舉個例子，如果我們的公司請了一個僕人主管，他操控了我們的一切資源，但他自把自為，做了一個很多股東都反對的決定，我們卻發現，無法炒掉他，我們氣得把他的辦公室都塗污了想把他逼走，然後，股東出門，遭到暴徒毒打，我們聘請的護衛遲遲無法現身，而與主管同一陣線的另一名僕人與暴徒言笑晏晏……那麼，即使當初股東錯了，僕人主管對了，這還是一間屬於股東的公司嗎？ 人間失格 正在冷笑的球證 現在很多小學都有時事常識測驗，要求學生對時事有所認識，作為家長，如何講解政府職能失效背後的人性醜惡？ 日本有「失格」一詞，例如一個女演員失場就稱為「女優失格」，一個人連做人的資格也失去了，就稱為「人間失格」。今天教中小學生時事，「失格」一詞正好派上用場。 眼見一場波，醜陋至此，最可恨的甚至已經不是完全等同犯罪、蓄意傷人性命的犯規球員，而是一邊聲稱會譴責一切犯規行為一邊在旁冷笑的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