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

兩週前，我出席了一個婚宴，其間遇到多個行家。在與其中一個行家聊天時，大家輾轉談起了她的母校。那學校是香港一家老牌殿堂級名校，其舊生不乏政、商、專業界別的精英。行家提到，她就讀那名校時學業名列前茅。但她就不是同學社交圈子中的主流，到今時今日亦對母校的歸屬感較低。她認為，她畢竟是源自基層的「屋邨妹」，始終是與家境甚佳的大多數同學是格格不入的。 不過，縱使如此，這行家都是她那個年代的教育機會比現在好。在她長大那個年代，家境清貧都算是一個在學業上的障礙。但是，只要學生學業成績名列前茅，而又不太在意於在日常校園生活能否與較富裕的同學合群，就很有機會能入名校。入到名校，就自然在多方面能得到較佳的師資、學習氣氛、遇強越強的同學互相競爭或鼓勵，令有學術天份的清貧學生能享高一點的出人頭地集會。反觀，現在的名校，無論是派位、直資或私校，對於家境清貧的學生來說都看來是比以前更遙不可及了。 曾幾何時，能在有名或較開放學府教育是讓窮家子女出人頭地的一條重要出路。可惜，隨着這份有教無類的終結，香港的隔代貧富懸殊只會更難解決。這是我們想見到的嗎？ 行家就此沒有解釋很多，但她的說法就令我反思，究竟是什麼會導致她形容的情況？先說派位名校，它們的世襲制甚強，而且現在好像比起以前對於是否校區內居民更嚴謹了。那些地區有較多派位名校，而家境清貧家庭能否住得起那些區（或有富貴朋友可以「借」其校區內地址），大家應該心裡有數吧。至於直資、私校，它們希望透過看孩子整體履歷及面試表現來收學生，原意在於想取錄不只是「死讀書」的孩子。但試想想，普遍來說。如果父母沒有經濟能力讓孩子去學無數的課外活動、補習等，又怎能為孩子在學校面前留下「全人」印象？ 而上述的一切還未提到安排為孩子到國際學校或送到海外讀書的費用。這些費用包括天價的所謂「債券」、昂貴的學費、一點都不便宜的生活費。好了，或許基層家庭可以考慮舉家移民、讓孩子就讀外國的公立學校去處理這問題，但就算是這條路都逐步被西方國家關閉。那些國家以前還對不少較基層的職業專才有需求（老婆長大時都是靠這途徑跟父母移民澳洲），但它們近年的移民額都已偏向看重一些較中產或以上的專業人士。 香港已經是一個十分貧富懸殊的地方。曾幾何時，能在有名或較開放學府教育是讓窮家子女出人頭地的一條重要出路。可惜，隨着這份有教無類的終結，香港的隔代貧富懸殊只會更難解決。這是我們想見到的嗎？

現時本港有超過12,000家餐館，單計2018年入選米芝蓮的星級食肆，香港就有63間。乍看之下，這個獲譽為飲食天堂的香港，似乎是一個不愁吃喝的都市，可是，在這個「天堂」裏，原來還有貧窮的一群連吃的尊嚴也沒有。 活在蝸居 廁所邊煮飯的滋味 走進侷促狹小的劏房，就是單親媽媽陳女士與兩個女兒蝸居的地方。室內光線不足，白天少開燈，因這裏每度電業主收$1.8，比電力公司收取的還要高出不止一倍。放滿衣物的碌架牀邊有一扇窗，即使是酷熱天氣，這扇窗也不能打開，因外面是老鼠穿梭的跑道，窗一開，牠們便會擁進來。廁所沒有門，只靠一塊拉布與廳分隔，糞渠經常塞，即使看不見，味道卻是「清晰可見」。廁所與牀之間剛好可容納一張四方摺枱，上面擺放着一個電飯煲和一個別人送贈的二手電磁爐，這就是她們全部的煮食工具。這張緊靠在廁所的摺枱，也是煮飯、切菜、吃飯、做功課的唯一空間，只是，這一切活動都不能同時進行。平日所吃的食物多是來自食物銀行，也有街市賣剩的蔬菜肉食和過期罐頭，對於她們來說，食物就只有吃與不吃兩個選擇。 在我來看，她們彷彿活在一道幽暗的夾縫中間，被夾在各種各樣的困難和缺乏，她們得不到別人的注視，也看不見出路。她們的貧窮並非是因為懶惰，陳女士每天工作超過12小時，可是單靠勞力，一家三口仍是三餐不保。2006年，像陳女士一樣的香港在職貧窮人口約有19萬，十多年後的今天已超過51萬。 活在夾縫中，儘管大部分的日子仍然有飯可吃，然而，他們所嘗到的，大概就只有辛酸、辛苦、辛辣的味道。 邀酒店總廚 入劏房煮好餸 筆者一直希望為好像陳女士一樣的貧窮人帶來一點祝福。感恩有機會認識到飲食業福音團契的林氏父子，透過他們的協助和安排，我們邀請到城中多位充滿愛心的名廚，先後進入空間和資源都十分缺乏的「劏房」，去體會活在夾縫中的家庭的擠壓與難處。同時，這些烹煮功夫非常了得的廚師，更會接受我們的挑戰，用貧窮人日常的廚具與食材，親自示範如何做出健康又美味的家常便飯，把久違了的「甜」重新注入夾縫之中。 沒想到，第一位我們請來的大廚嘉賓，是擁有逾40年經驗、曾任酒店集團中菜部行政總廚的陸澤光師傅。陸師傅廚藝精湛，過去奪得不少獎項，他的客人包括曾蔭權、唐英年、任志剛及前匯豐銀行大班鄭海泉。有他的支持，我們對往後的邀請都增添了信心。 法菜教父Alain Ducasse曾說：「主廚不應只待在廚房。」最好的廚，是要進入別人的真實生活，讓食物在酸甜苦辣之外，還有一份真摯的人情味道與溫度。盼望這就是我們的名廚嘉賓為貧窮人所烹調、重新注入夾縫中的新味道。  

根據政府最新公布2017年的統計數字，本港的貧窮人口已經增加到138萬，是政府扶貧委員會自2012年成立以來的新高。身兼扶貧委員會主席的政務司長張建宗在網頁指出：「扶貧是政府的施政重點。我們的扶貧理念是鼓勵青壯年人通過就業自力更生……除向政府提供具建設性的意見外，亦積極參與各項活動，並取得階段性的成果。」 以失業率掩飾貧窮真相 筆者不太確定張司長所說的「階段性的成果」是什麼意思，就目前的本港貧窮率達到20.1%來說，也許是這5年來扶貧委員會「向政府提供具建設性的意見」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據中大副教授黃洪發現，政府所公布的貧窮率雖已是9年來的新高，但在計算時，竟然把2018年才發放給貧窮家庭的現金津貼算入2017年的補助中，目的就是要把貧窮率的「數字」降至最低。眼裏只有數字，看不見人，這種粗暴的計算方式，反映的不是貧窮人的實况，而是為官者的一種傲慢。 假如政府的扶貧理念只在於「鼓勵青壯年人通過就業自力更生」，這其實是一種視線轉移，把原本要關注的貧窮問題，說成為就業問題。當大家關注貧窮情况在惡化時，就搬出「低失業率」來證明扶貧政策的成功；情况就好像學生成績欠佳，老師就以低缺席率來說明教學策略的成功，事實上，卻無視真正要處理的問題。在扶貧委員會成立時，本港的失業率大概是3.3%，而今年公布的數字是3.1%，政府常強調「低失業率」，就是以近乎全民就業的事實來掩飾貧窮的真相。也許，這亦是司長心目中的「階段性成果」。 貧窮所要關注的從來都不是數字，而是活在貧窮狀態中的人。 政府帶頭外判 剝削基層 政府高舉低失業率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不斷製造、深化，甚至鼓勵制度中的「惡」。今天本港的貧窮家庭數目已接近60萬，大部分都是從事基層工作的低收入家庭。由於人工持續偏低，即使有工作，也無法應付生活的基本需要，造成了「在職貧窮」的問題。無論如何努力工作，仍然被囚在困乏之中，他們看不見出路，也想不到將來。「大市場、小政府」、「自由市場經濟」等，都是合理化低工資的原因，看似責任不在政府，其實根源是來自政府帶頭的外判制度。  政府要削減人力成本，外判商也要保持合理利潤，外判制度就生出了只看成本、價低者得的投標制度，無權勢、無人脈、無身分的基層工人，便成為了制度中被欺侮、被剝削、「被貧窮」的一群。今天的外判工人，大部分所領取的只是政府所定每小時34.5元的最低工資，每月收入不足8000元，以目前香港生活成本來看，怎樣節衣縮食也生活不了。在這制度下，官商都得到最大的利益，也保障了他們合法地剝削貧窮人的權利和自由。  一味的美化、搬弄貧窮的數字，卻沒有認識、關心貧窮人的處境和原因，按這個思路的扶貧政策是不可能對焦的。目前138萬的貧窮人口，在失業率只有3.1%的映襯下，更突顯了制度的不公。假如扶貧政策只限於公屋及生活津貼等的資助派發，而不去正視真正造成貧窮的原因，繼續深化、鼓勵制度中的「惡」，我城的貧窮人口只會屢創新高。但願從政者可以重新檢討、帶頭改變現行不公義、欺壓弱勢的外判、最低工資等制度，還給他們應得的尊嚴與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