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職爸爸

從2003年成名作150cm Life到現在，繪本作家高木直子畫啊畫，原來已經畫了15年，出版了超過30部作品。她的最新一部作品名叫《已經不是一個人》，書名還有一個副題，叫做「高木直子40脫單故事」。 一個人生活，一個人住東京，一個人去旅行，一個人跑馬拉松，一個人享受美食…… (網上圖片) 一直維持這樣的狀態，直至認識了另一個人，變成兩個人，然後再變成三個人。這樣的故事，很多父母都經歷過。 二人行不容易 生兒育女更神奇 雖然說，很多人都經歷過這樣的故事，可是，不代表這樣的故事很容易發生。兩個人走在一起，為對方共同承擔生活上和心靈上的喜怒哀懼，分享大家的樂趣和幽暗，已經是一種非常難得而奇妙的緣分。到兩人決定以後守在一起，生子育女，又是一種每次回想都覺得難以置信而神奇的事。 兩個不同的人走在一起，很奇妙，到懷胎十月，到在肚內活動的小生命，終於誕生，跟那兩個一直幻想着要跟寶寶見面的人第一次相見，然後相依，每個細節，經歷過的人，細心回想，總是百般滋味。 孩子降臨 三口家平凡卻幸福 孩子的媽第一次懷孕，夫妻兩人都在既興奮又惶恐的心情之中渡過難關。那時最記得，平時不喝可樂的太太，突然莫名其妙地想喝可樂，很想很想很想，可是為了孩子和自己身體健康，她總是忍耐着。我當時有兩個想法：第一，如果等到有一天她能喝可樂，她應該很快樂，我也一定會很快樂；第二，很期待孩子出生後，一家三口子好好地逛一下商場，這一定是非常幸福的事。後來孩子出生了，她很想喝可樂的念頭卻消失了。然後，某一天，我推着嬰兒車和太太一起逛商場，中間雖然一點特別的事也沒有，但我真的感受到了巨大的幸福。 最佳的遺言 幸福的滋味，就是感恩。平平常常的一件事，反覆地想，想很多細節，就會覺得奇妙和不可思議，生命如此，生活亦是如此。 孩子的媽和孩子經歷的一切，一家人的笑聲和淚水，為一些事發愁，為一些事努力，為一些事手舞足蹈情不自禁，回想一遍，再回想一遍，總是美好。 高木直子用繪本寫下她的人生，到她老了，走到生命最後一程時，看着自己寫的人生紀錄，事業，愛情，親情，她會有什麼想法？也許，在最後一刻，她會滿足地說：「我的一生真的很美妙！」 我覺得，最好的遺言也是這一句：「我的一生，真的很美妙！」

暑假書展，女兒幫弟弟訂閱了新一年的兒童文學雜誌《木棉樹》。 當她替剛升小一的弟弟填寫姓名住址時，心裏究竟有什麼感覺？ 一件小事 某一年，當女兒投稿的作品獲刊登，那時的雀躍，她是否還清楚記得？那天，她從學校拿着《木棉樹》回家，喜不自勝。原來《木棉樹》編輯早就把得獎信寄給學校，學校老師那天在全班面前公布了這個消息。我不知道，這件事給當年還是小讀者的女兒多大鼓勵；可是，我確信，一件外人看來很小的事情，會改變一個人的生命。 1946年上映的It's a Wonderful Life，講述一個總是犧牲自己理想幫助別人的人喬治．貝禮，中年陷入身敗名裂危機，為了拯救失去公司巨款的叔叔和留下一筆可觀保險賠償給家庭，他決定結束自己生命，最後關頭，一個化身成老頭的天使現身，告訴他沒有他之後的世界會變成何等可怕。貝禮醒覺，他終於發現，即使自己一無所有，即使自己環遊世界去冒險的夢想永遠無法實現，但是只要鎮上的人活得美好，只要太太還有丈夫，子女還有父親，他的生命就不能稱為失敗。2006年，美國電影學會將其評選為百年來最偉大的勵志電影。 為了拯救遇溺的弟弟而聾了一邊耳朵，為了告訴藥劑師配錯了毒藥而遭誤會毒打，為了拯救一間幫助窮人的借貸公司而放棄出國遊歷的夢想。他每做一個決定，都改變了其他人的生活。他曾經問妻子，為何會選擇與一個像他這樣的人結婚，妻子對他說：「因為我想將來的孩子像你一樣。」 改變生命，對科學家或歷史學家來說，可能是盤尼西林或者疫苗的發明，但是，對一般人來說，可能是一件外人看來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 一句讚美，一聲鼓勵，一個擁抱，一次仗義行為，就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而我更傾向相信，閱讀曾經拯救了無數孩子。 內心的猛獸 在大人和其他人看不到的孩子的內心世界，有許多潛伏的猛獸毒蛇肆虐，其他人都不知道，只有孩子知道，可是，那些看不見但足以殺人的東西，那些委屈、那些鬱結、那些哀愁，怎樣才能讓別人明白呢？ 內心世界的孤寂，只能透過進入內心世界的東西解決。能夠閱讀一本好書的機緣，可以救回孩子。幸運的孩子，透過閱讀，終於發現，世界上還有人能夠明白他的處境，能夠看見在現實世界看不到的殘酷和悲慘。如果我們以為生活在今時今日物質過盛世界的兒童，生活必然幸福，不應有任何不快樂情緒，這種看法，本身就是一種殘忍的偏見，是對孩子的另一種傷害。 孩子的心靈很廣闊，但也可以很脆弱。我深深相信，閱讀可以救命。  

(網上圖片) 也許，我們都忘記了，跑步，對人類而言是一種多麼獨特的運動。 日本專業體能教師長澤宗太郎寫了一本書，名叫《跑步改變孩子的一生》，裏面指出，年輕一代普遍「高而不壯」，缺乏鍛煉，他希望透過詳細介紹訓練孩子跑步，讓孩子學會專注、毅力和自信。 村上春樹：跑步能維護世界和平 「跑步，可以改變孩子一生。」這是一句口號。這口號大概和「閱讀，可以改變孩子一生」或者「吃東西，可以改變一個人一生」沒有分別。所謂改變，許多時跟之前那個動作無關，真正的重點是你有沒有認真地思考那個動作。 任何事，經過認真思考，都會改變一個人的一生。 跑步獨特的地方是，這個動作，一般看來，太簡單，太不足掛齒。偏偏，近年沉迷跑步的人愈來愈多。作家村上春樹是長跑愛好者，他每天堅持跑十公里，還多次參加四十二公里的馬拉松。他說，如果沒有長跑的習慣，他寫的小說不會是現在這個模樣。他認為跑步是一種內心的修煉，可以消弭寫小說對心靈的傷害。跑步簡單，任何人都可以進行，因為對他來說，唯一的規則就是：「絕對不能停下來，除非你已經到達目的地。」他甚至認為，一個人跑步時強烈感到肺和心的律動，漸漸就會學會尊重自己的身體，進而學會尊重其他人的身體，這種認識，可望解除恐怖主義和戰爭帶來的威脅。 如果村上春樹的「跑步維護世界和平論」成立，那麼，我們大概也能因為好好感受自己的呼吸而拯救全世界。我這樣說，不是諷刺，反而是贊成。 誰說不能呢？誰能說，每個人好好做一件小事，就不能拯救世界呢？ 誰是史上跑步最強的動物？ 之前看過一本書，叫做《天生就會跑》（克里斯多福．麥杜格，木馬文化），這本書有一個非常古怪的觀點，指出「現代智人」（四萬年前從東非出走、現今全人類的共同祖先），在體格甚至腦容量方面，都比不上二十萬年前已出現在歐洲的「尼安德塔智人」，結果這種「又瘦又蠢」的「現代智人」反而在物種競爭中贏得了最後的勝利。書中引述一些研究說，「現代智人」的競爭優勢是，我們更能跑——不是跑得更快，而是跑得更遠，亦即是跑得更久。我們是唯一能在跑步時正常呼吸的動物，可以連續奔跑好幾小時。 作為「史上最強長跑動物」，我們內心渴望長跑的基因，大概不會消失。於是，人生到了某個階段，許多人迷上了長跑。 長跑是勵志的，因為，你不必和別人戰鬥，你只需要向前多踏一步。每一步，就是一種進步。在我們遇到許多事情不如意，感到自己無能為力之際，有一種古老的運動方式，提醒我們，這一步，完全是因為你的意志而化為現實。你努力了這一步，你就有了這一步的成績。 上天給了我們許多難關的同時，給了我們跑步。

最近跟家人一同看多啦A夢電影《大雄之金銀島》，看至末段，壞人爸爸經歷愛侶離世的悲痛，最後幡然悔悟，發現親情（包括和子女相處的時間）比事業重要，突然感從中來，不覺淚流披臉。坐在一旁的女兒察覺爸爸表情異樣，大為驚訝，完場後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般告訴媽媽：「爸爸睇到喊吖！」 一劇之本的迷思 電影好不好，對影迷來說，不是來自製作精良與否，而是來自當時當刻的感受。很多人指出，一部好電影，最重要是劇本，我以前也這樣認為，可是，後來我發現，很多自己極為喜歡的電影，劇本並不是最重要的元素。《不一樣的爸爸》（I am Sam）拍於2001年，故事講述只有7歲智商的智障爸爸如何爭取女兒的撫養權，整部電影，最出色的地方不是劇本和導演技法，而是智障爸爸和女兒的表情。事隔多年，這部電影，一看再看，總要落淚，不是因為劇情，而是因為一個臉容、一個姿態。李安好像說過，超高清電影最應該表現的是人的表情。1942年上映的電影《北非諜影》之所以成為經典，與其說是因為愈看愈平凡的劇本，不如說是來自男女主角的演繹。 表情，甚至不是演技。當我們評價一部電影時，我們拿出劇本、結構、導演技法、演員演技、剪接、拍攝、佈景、配樂、音響、特效甚至製作預算來做指標，但是，研究過不同媒介各自不同的說故事技巧的人都會知道，小說和電影固然有許多相通之處，例如同樣可以交代劇情，但是兩者也有不能互換之處，例如小說的長處在於鋪陳主角的內心獨白，電影則能展現人類表情的力量。 演技是一種技巧，表情則是一種直接的溝通。 常聽到這樣的評論：「這個人演技好，但沒有觀眾緣；這個人沒有演技，但有觀眾緣。」觀眾緣，就是表情的力量。李小龍需要演技嗎？劉德華需要演技嗎？他們不需要，他們的表情可能就是一部戲成功的關鍵。偏偏，我們一直高估了演技，低估了表情。 從電影說到表情，其實我想說的是，我們以為一部好電影需要很多計算，很多可衡量的考核，但是，真正重要的，往往是那些不能「量化」的地方。我們喜歡，不是因為計算，而是因為無意中給一些不能計算的東西觸動。 我們喜歡孩子，不是因為他或她的成績，而是因為他或她是一個孩子。 孩子正如電影中表情 成績、人品、性格……某種程度可以是一種指標，可以評價，但孩子作為孩子本身，就像電影中的表情一樣，那一刻，擊中了你，你受到觸動，再也離不開那個心情。孩子，成了你心裏面永遠的孩子。 近年看很多動畫都哭了，其他人看到了卡通，而我，看到了表情。

集體榮譽重要，還是個人得失重要？ 犧牲自己的時間，可以換來校隊的勝利，不是值得推崇的精神嗎？ 犧牲個人利益，為國家貢獻，不是值得表揚嗎？ 如果這是一個定義不明確的問題，答案可能是正面的。但是如果問題開始具體，對許多人來說，答案就會不一樣。 黑心疫苗與愛國 對家長來說，子女周一至周日不間斷的籃球操練，荒廢學業，喪失閒暇和自由，課餘嗜好變成職業式的苦練，美其名說鍛煉心志，實際不過是為了提升校譽，這樣為了集體而犧牲個體，真的是那麼美好的事嗎？ 國家與別國爆發貿易戰，應該多用國貨，即使國貨品質比不上外國貨，也應該在所不計，國家的利益應該凌駕個人利益；可是，此時此刻，黑心疫苗醜聞不斷爆發而無法杜絕，作為子女的家長，你會讓子女接受國產疫苗還是從西方進口的疫苗呢？ 當問題推到某一條線，個體利益之考量就會超越了集體利益。 然後，再想深一層，就會想到：所謂集體，是誰定義的集體？所謂集體利益，又是怎樣的利益？為了集體而犧牲個體，是發自內心經過深思熟慮的個人選擇，還是在某個氛圍下某種傳統價值影響下不問情由的「條件反射」？ 岳飛和文天祥是罪人？ 岳飛、文天祥，是我這一代香港人當年讀歷史時的「民族英雄」，可是，今天在中國大陸「民族融和」的前提下，卻不值得謳歌，甚至要加以撻伐。岳飛的頑抗，一方面是為了國家賣命，一方面是不忍本來美好的生活被無情摧毁，他不想追求苟安而堅決追求長治。那時的頑抗，看起來更像是一種發自內心的選擇，而不是在上位者的號召，因為在上位者最終選擇了另一種立場。 外在的號召，會因應在位者的權衡而改變，但來自內心的呼召反而是堅定的。站在個體立場，這一刻，為國家奉獻一切，在所不惜，因為出發點仍然來自個體，這仍然是個體的自由意志；另一刻，國家崩壞，收拾細軟，逃離家鄉和無道的管治，也是一個絕對無法指摘的個人選擇。 這世界，政權一夜瓦解，國家消失，在所多有。這世界，名成利就的人移民海外，飽受煎熬的難民逃離祖國，亦在所多有。這世界，國家因人而存在，人不因國家而生存。所謂「集體」，時移世易，今是昨非，昨非今是。 因此，「集體」有時看似是一個真理，毋庸質疑，但有時超出了個體負荷，馬上就變成了難以貫徹始終的虛妄。我希望下一代的小孩都知道，所謂「集體利益」，如果不建基於保障每一個個體的自由上面，根本就不能稱做集體利益。

大抵每個人天生都有一點破壞基因吧，尤其是在孩童階段。太多規則，太多規限，太多教訓，太多耳提面命，太多約定俗成，太多動輒得咎……想反抗，很正常。於是，當孩子有了一定活動能力，有了一定的自由思考能力，有了哪怕是一丁點不被監視的空間，他們就會——搗蛋。 小孩率性 沒想後果 因為在搗蛋背後，每個孩子腦袋裏，除了要實行搗蛋這件事的想法之外，別無其他任何想法。 搗蛋的時候，心血來潮，義無反顧，想實行的衝動，完全蓋過了「後果可能很嚴重」的顧慮。做了，被揭發了，然後，在大人怒髮衝冠、青筋暴現、惡言相向的猙獰表情下，有口難言，非常委屈，因為在搗蛋背後，每個孩子腦袋裏，除了要實行搗蛋這件事的想法之外，別無其他任何想法。 給人帶來傷害麻煩？破壞了的東西難以復原？浪費？骯髒？幼稚？討人厭？被揭發？遭處罰？這些東西，孩子不是不關心，只是，在做那件事之前，根本想也沒有想過。 印象之中，女兒小時候很乖，而且有點太乖，以致後來她因為上課時偷吃餅乾被老師記手冊要家長簽名，哭着跳下校車講述被罰經過，我暗中還頗有點高興。那時她讀小一，寫了一封道歉信，內容大約是說，對不起，不應該在課室吃餅乾，以後不敢，這次偷吃餅乾是因為感到很肚餓。因為餓，所以吃，我讀着這樣一封道歉信，愈讀愈覺得好笑。 為乖乖女偶爾搗蛋高興。 這就是「那些年」她在學校出現的最大狀況了。 至於在家嘛，我唯一能記起的，是她有次心血來潮，忽然把廁所的廁紙拉了一大卷出來，丟在馬桶裏，然後拉下沖水掣，想看看那卷沒有撕開的白色長條，會否不斷從卷軸中滾動出來，隨着有點像旋渦的水流一併在那個神秘的廁所洞裏永遠消失…… 那時她小小的腦袋大概在想：假如廁紙不撕開就丟進去會怎樣呢？ 應該會很有趣。這樣，她就做了。 很多童書的主角都是搗蛋鬼，而且搗蛋鬼主角背後的作者，小時候也是搗蛋鬼。 也許，只有搗蛋鬼才明白孩子心裏在想什麼，才明白什麼才是有趣 。《時代雜誌》在公元二千年前夕把電視動畫《阿森一族》（The Simpsons）評為二十世紀最好的電視節目，該劇主角是一名搗蛋鬼，而創作者本身也是搗蛋鬼化身。美國前總統老布殊和他的夫人芭芭拉都曾批評這套電視劇，結果他倆的批評都成了動畫中戲謔的部分。 每個孩子都是天才？ 《阿森一族》諷刺社會不遺餘力，第一季中有一集講主角霸子（Bart）因在智商測驗作弊而被評為天才兒童，儘管他身邊的人都覺得不可思議，可是專家到場問他：「是否覺得上課沉悶？是否覺得很受挫折？很想逃離課室？」主角連說「當然囉」，結果專家十分肯定，他就是天才。 想逃離固有規限，人之常情。孩子如是，大人亦如是。用這個標準，每一個人都是天才。動畫《阿森一族》，常有神來之筆。

兒童是有限期的，像孩子那樣需要父母的時間，也不會永永遠遠。 所以，可以的話，就讓他們好好享受兒童階段得到的快樂吧。四五歲還要爸爸媽媽抱，可以的話，還是抱他或她一下吧，因為，很快他或她已經不需要你抱。某一天來臨，這種渴望爸爸和媽媽抱起來的想法，突然就沒有了。而且，從那天的某一個瞬間開始，這種想法，以後再也不會出現。 童年時光一去不返 曾經有一大段時間，辭了全職工作，全職照顧女兒，兼職寫稿掙取收入。結果每天通宵達旦工作，早上六時才放下工作，煮早餐，叫女兒起牀梳洗上學，帶她到樓下搭校車，回家後再弄早餐給太太，然後睡覺，睡醒，整理一下工作，再到樓下等校巴回來，問她學校裏發生什麼事，陪女兒做功課，陪她練琴，陪她下棋，陪她打乒乓球，或者陪她做一些她喜歡做又不夠膽做的事情，如騎單車和踩滾軸溜冰鞋等……五時左右出街買餸煮飯，八時左右給女兒講自己創作的故事，一直講到她沉沉入睡。再然後，又是通宵達旦的工作。 那時寫了本書，叫《一本讀通世界歷史》（香港三聯，繪圖作者為吳浚匡），那是一本為了女兒和小學生而寫的歷史書籍。那本書得了「香港書獎」，獲邀上電台接受訪問，主持人知道我全職在家湊女兒，問做這個決定背後的理由是什麼。 我說，理由簡單，兒童是有限期的，她或他最需要你的時間是有限而短暫的，錯過了，你想補償，她或他已經長大了，再不像那段獨一無二的時期那樣需要你。 其實，兒童不僅需要父母的時間有限，能夠作為兒童而享受作為兒童的享樂時間，也是有限的。雖然這個道理，內心一早已經意識到，可是，當女兒長大到一個階段，對我說已經不太想玩波波池時，我全身如遭電殛。 跳波波池得意應盡歡 她曾經多麼喜歡跳進那個由塑膠球組成的地方，跟認識的和不認識的小朋友一起玩個不亦樂乎。那一刻，沒有原因，甚至沒有先兆，她不想再玩這個遊戲了。那時她應該是七歲或者八歲吧。 對她來說，這只是一件小事。這件小事，微不足道，長大後大概也不可能記得。然而，我為此有一種莫名而巨大的後悔。為什麼不在她還喜歡的時候，還能享受波波池的時候，多帶她去玩呢？ 兒女一天一天成長，他們得到了一些東西，也失去了一些東西。 對父母來說也是一樣。不同的是，兒女成長時，他們不覺得自己損失了什麼，真正為那些「損失」而在心裏放不下的，永遠是在兒女背後多愁善感的家長。

世界盃月份，最多人談論的不是上屆冠軍德國，而是只有30萬人口的冰島。冰島「爆冷」1比1打和上屆亞軍、擁有球王美斯的阿根廷。那場波，雜誌社同事深宵直播居住在香港的冰島人看球，結果香港所有（據說就是這20個人）冰島人都在那間酒吧現身了，美斯射失12碼一刻，這20人幾乎跳上了酒吧的天花板。 做導演的門將、手球員的隊長、當牙醫的教練，擋住身價不凡的阿根廷。 苦大仇深不一定會成功 有人說，這反證了一個我們信奉多年的法則是錯的。那個法則就是，你要全力以赴，戰戰兢兢，咬牙切齒，不惜一切，才可以成功。但是，冰島和阿根廷一戰，說明了成功有第二條路徑。雖然是一場和局，但是對許多人來說，業餘的戰勝了職業的，兼職的戰勝了全職的，保存自己多樣化的人生取向，戰勝了一隊人的苦大仇深。 當日本的「熱血」漫畫、五六十年代長輩的獅子山式的叮嚀、名校的運動員和樂團訓練，無一不在推崇一種苦行僧式捨棄現在換取將來的價值觀時，冰島兼職身分所展現的光輝，讓我們看到了類似「不惜一切、努力不懈」等教條的虛妄和狡詐。 你可以做導演，但你仍然可以踢世界盃。你的人生，不必為一個單一目標而犧牲其他重要的部分。 日本有本假書，叫做《超譯尼采》，基本就是將一些杜撰的「人生金句」，放在書裏，然後厚顏說，這句是尼采真實想法的「超譯」；不過，書雖然是假的，有一句極無聊的話，反而顯得有點意思。那句話我記得不大清楚，用「超記憶」寫出來就是：「不要太努力做事，因為只有用半力就做到的事，你才會做到最好。」換言之，就是「吃力不討好」的反面延伸。 讓學生如魚得水 游刃有餘 這句話未必對，但如果放在今時今日的教育大環境下看，這句話實在太對了。要一年級的學生默書，心算加減乘除，還要用第二語言做項目簡介，對好多好多學生來說，未免強人所難。反而讓他們跑跑跳跳，你追我逐，或坐，或行，或說，或笑，或躲藏，或尖叫，或扯人，或頓足，或煞有介事，或裝扮無辜，或失手被擒愧疚莫名，或欺人太甚不可一世，個個毫不吃力，如魚得水，游刃有餘。 看見球場上的美斯眉頭深鎖，阿根廷許多隊員誠惶誠恐，一副動輒得咎的樣子，我看到的，已經不是世界盃，而是一群被制度壓迫的香港小學生。  

幾本書，都是從兒童角度描述國家大變前夕生活上的轉變，感觸良深。其中一本是中澤啟治的漫畫作品《赤腳阿元》，以廣島為故事背景，講述阿元一家戰時的嚴峻生活和原爆後倖存者的慘况。漫畫結集成10本，約3000頁，中段描述原爆倖存者的痛苦和身邊的人如何極力排擠他們，真實而且駭人至極；然而，全書最讓我感到震撼的，是原爆之前，阿元爸爸因為反對日本發動戰爭及批判極權政府而被拘捕，以致全家被視作「賣國賊」、飽受歧視的困境。 日推維持治安法 悲劇先兆 無獨有偶，著名漫畫家水木茂（《鬼太郎》作者）寫的《漫畫昭和史》，全套4冊，總共約2000頁，我印象最深的，也不是其他人覺得駭人的情節，例如水木茂因參戰而失去左臂，而是戰前日本社會面臨災難前種種山雨欲來的先兆。1925年，日本同時頒布兩條法例，一條是有關普選的法例，一條是用來預防失控的《治安維持法》，後者是一條剝奪言論和思想自由的惡法。條例頒布不久，全國1600名社會主義者被拘捕，大部分遭嚴刑拷打，內閣之後再將有關法例的最高刑罰改成了死刑。 然後，異見人士遭右翼人士刺殺，同一時間，日本在1927年5月28日派了2000名士兵到中國青島。 發動二次世界大戰的政界領袖，難道是一時衝動，一個臨時的命令下來，就能動員所有軍民發動和支援戰爭嗎？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當異見分子被捕入獄，言論自由收緊，惡法出爐，警權加大，教育受到嚴密操控，政府事無大小，報喜不報憂，而民間贊成政府施政者日眾，我們就知道，悲劇的帷幕已經打開。 觀望的人最後想逃也逃不了 英國作家Judith Kerr根據童年經歷寫成When Hitler Stole Pink Rabbit的自傳體小說，被譽為是《安娜日記》的「逃脫版」。Judith Kerr的爸爸是猶太裔的異見作家，希特勒上台，他聞風先遁，因為怕家人的護照最終都會被沒收。 趁還沒有太遲，一家人偷偷逃離了德國。那些觀望的人，沒有及早逃走，結局悲慘之至。 蘇軾《晁錯論》說：「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部分人被抓，群眾視而不見，不知不覺，這就是日本和德國戰前的狀况。日常生活的許多「細微」變化，兒童都看在眼裏，記在心頭，因為他們知道「治平無事」背後，重要的東西已經出現了極大的變化。一個接着一個愈來愈巨大的悲劇出現，不是沒有先兆，只是太多以為事不關己的大人「坐觀其變」，而沒有作出任何回應和反對。 讀孩子關於二戰前的回憶，只能掩卷浩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