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姓家長:「狀元」又如何?Let teenagers be teenagers

每年考DSE成績最佳的學生名單一出,一群「狀元」隨即接受傳媒訪問。在訪問期間,他們一定會被問到入大學想讀什麼、及對社會各種議題的看法。

問一群「狀元」去大學想讀什麼,我還可以理解,因為這幾乎一定會是他們未來大計的一部分。但我不明白的就有兩點。第一,為何「狀元」們幾乎一定不是想讀醫科就是想讀法律?「狀元」們當然可以搬出很多華麗的理由(這個我等一下再說)。但如果不是這兩個學科被視為特別難被取錄,他們還會爭入這兩個學科嗎?我不敢說每一個「狀元」都有這種心態,但如果最難入的大學學科是工程、文科,他們會否仍那麼鍾愛醫科與法律?

第二,為何每當「狀元」們解釋為何想入讀醫科或法律時都一定要是有一些極度高尚的理由,例如濟世為懷、效法某偉人(今年就有「狀元」因孫中山為由去讀醫科)或伸張正義?我相信有不分「狀元」在交出那些理由的一刻的確有這些想法,而他們如果真的有這心意亦是值得欣賞的事。但如果說每一個只有十多歲、入世未深的「狀元」都是如此憂國憂民又好像說不通吧。

為何社會一定要一群「狀元」氣宇軒昂、有崇高理想才願意「收貨」?

反觀,他們如果說讀醫科或法律是因為要與一群學業精英讀書、或為了不要「浪費」了他們的分數而嘗試一下、或是因為好像是收入穩定而或許偏高的職業,其實某程度上同樣甚至更加可信,不過就一定會惹來社會各方批評。我們要反思的是,為何社會一定要一群「狀元」氣宇軒昂、有崇高理想才願意「收貨」,促使他們無論真心或假意都要說到自己像聖人那樣?若他們比較現實、甚至對自己為何跟風去做有些事帶點「矇查查」又有何不可?

這一點亦帶出傳媒不斷問「狀元」們對社會、政治問題看法所潛在的問題。現在來說,他們無論答或不答什麼都會惹來社會某些角落排山倒海的批評。但更根本的就是,為何一群十多歲的青少年一定要對這些議題有任何看法、或有某些特定看法?雖然我們稱他們為「狀元」,但現在的高材生已不像古代中科舉那樣、必然踏入官場,若這群「狀元」沒有意見或不想發表又如何?誰說讀書成績好就一定要憂國憂民?憂國憂民是某學業水平的專利嗎?

說到底,無論是「狀元」、學業一般或對讀書興趣不大的DSE畢業生來說,他們絕大多都是十多歲的青少年。他們大應該可以不被社會對他們的期望、假設困擾而變到好像一定要成為什麼棟樑。這個剛開始成熟的年紀正是他們探索未來的契機,大可以多多嘗試與失敗、看看世界、甚至嚮往兒女私情。他們有了這些多元人生經驗後再決定是否要走上憂國憂民或其他人生路還不遲吧。

所以,我們何必要每年的「狀元」們都給我們一堆在社會壓力下被迫成為千篇一律的答案?「狀元」與否,Let teenagers be teenagers!

* 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任建峰

執業律師

 

任建峰
在香港出生、澳洲長大、回流香港多年的阿仔個爹爹、老婆個老公及香港執業律師,親子、飲食、社會文化、時事、法律評論員,曾被批評者謔稱為「澳洲西人」,卻因自己愛上這外號而據為己用。